12月24日，《中国新诗百年志》编委会在京举行
12月24日，《中国新诗百年志》编委会在京举行为了纪念新诗诞生百年，中国作协组织人员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志》，计划出版新诗作品精选3卷、理论批评1卷，以较为全面地呈现新诗的发展历程和创作实绩。受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具体承担编选任务的组织工作，并设立编委会对这项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12月24日，《中国新诗百年志》编委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新诗百年志》编委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谢冕、吴思敬、叶延滨、朱先树、寇宗鄂、林莽、刘福春、张清华、唐晓渡、娜夜、刘立云、霍俊明等编委会成员与会，《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主持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前期编辑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确定进一步完善选本的原则、方针。
经过编选人员认真、持续的努力，以及前几次编委会的深入讨论，《中国新诗百年志》的作品卷和理论批评卷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目录。在此次编委会上，编委会的专家们再次对这份目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应该删掉哪些诗人、哪些诗人的作品应该换、哪些理论文章不够重要等等，每提出一个意见，都分别阐释了相应的理由。
在理论批评卷中，原来计划收录诗人诗论、批评家文章和刊物发刊词、会议综述4类文章。但大家在讨论后决定，因为字数的限制，可以去掉后两类文章，注重呈现那些个人的、原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观点。在听取大家对于理论批评卷的看法之后，吉狄马加提出，在选择理论批评文章时，一定要注意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比如在新诗草创期、朦胧诗论争时期，有多方面的观点和意见，要尽量全面地呈现出来。具体说到对一篇文章的判断，要特别关注它在当时语境所产生的影响。一些文章，当初发表时影响很大，但现在再去看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理论价值；另一些文章，发表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当时就没有发表、无人知晓，现在再去看可能觉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收录前者而非后者，因为我们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另外，对于诗人写的诗论，要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那些不构成全局性影响的文章就不要选录了。因为在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有作品入选作品卷，而且主要以作品名世，那些仅仅在小圈子里受到追捧的诗论就不要选入了。这样就可以腾出一些篇幅来呈现理论家、批评家们的诗学观点，当然也不能“因人选文”，还是要看文章是否达到质量标准、是否产生足够大的影响。
关于作品卷，大家争论得最多的是新世纪以来的部分，因为这些作品离我们太近，而且很多青年诗人的创作还未定型。有专家提出，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志》，实际上是在做一次将新诗经典化的尝试，青年诗人不必着急“入典”。但很难确定“青年诗人”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可以考虑采用“一刀切”的办法，1970年之后出生的诗人都不选了。但更多的专家则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场，“70后”诗人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忽略他们，这部选本是存在严重缺憾的。最后经过讨论决定，不能完全去掉这部分作品，但要对它们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专家们对新世纪以来的入选作品一一进行投票，对篇目进行精简。
实际上，这种严格的要求不仅仅是针对“2000年至2015年的作品”，每一阶段的入选篇目都有可能引起争论。比如关于胡适，现在选录的是他的诗作《鸽子》，但有专家提出，应该换成《蝴蝶》，因为《蝴蝶》代表新诗从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下开始慢慢走出来的艰难脚步。但也有与会者谈到，现在的新诗包括自由诗和格律诗，但在草创期，新诗的两大特征是使用白话文创作、实现“诗体大解放”。胡适在创作《蝴蝶》时有语言自觉但没有文体自觉，到了《鸽子》才实现“诗体大解放”，所以选《鸽子》比较合适。再比如，“文革”时期的一些作品，在当时影响非常大，但在艺术上并不能称其为诗。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志》，如果注重“志”，那么就应该选录这类作品，如果注重“诗”，那么就应该去掉。这就涉及如何确定编选方针的问题了。编委会讨论后决定，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作品，可以降低一些艺术上的要求，但前提是“它必须是诗”，否则就不能把这个选本称作“诗志”了。
在对已入选诗人诗作进行精简之后，专家们分别提出了建议增补的诗人诗作。由于诗学观念的差异、切入角度的不同，大家提出的增补名单真可谓“五花八门”。于是，只能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超过半数才会去考虑入选与否。经过这样一番增减，作品卷的篇目基本就确定下来了，但还有一个如何划分阶段、如何排序的问题。可以按照作品的发表时间排序，但有些诗人有多首作品入选，而且之间的时间跨度很大，阅读起来就不是太方便；如果按照诗人的出生先后排序，那么这看起来像是一本普通的作品选，并没有凸显“诗志”的特征。所以，编委会决定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以入选作品的发表时间先后对诗人进行排序，如果一个诗人在这一阶段有多首作品入选，以最早发表的那一首为准，其他作品紧随其后。
在整个编选会上，大家都敢于直言，提出自己建设性的看法。意见相左时，通过交流商讨、投票决定等多种方式达成共识。这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正如吉狄马加在总结发言时所说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要为这一选本的质量负责，高标准地完成这项编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