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可以的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看来，这个湘妹子有两副笔墨，第一种出现在《北妹》和《野蛮生长》中，波俏、爽脆，读来泼辣痛快，很容易看出她是一位有力道、有锋芒的作家；另一种风格则以《道德颂》为代表，诉诸理性。
虽说盛可以的文字凌厉，但她一眼看去，却是个柔弱秀丽的潇湘女子。她画得一手好画，画面色调明亮，充满灵气，她将自己在小说中隐藏着的人性的温暖亮色，在绘画中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展现，并在2015年年初，在京举办了个人画展，莫言题写主题“野蛮生长——盛可以的人文画境”。
人们通常说盛可以以敏锐观察和冷酷书写著称，还有的说她下笔“凶猛”，但在记者的采访中，她说自己不喜欢“凶猛”这个词，她是在“用一根银针准确地刺进生活的内部，以及人性的穴位，于是，真实的站立，虚假的坍塌。因为，在虚假和伪善的人间，她不去审那样粉饰畸形的美”。
记者：你做过文秘，当过宣传干事，1994年曾移居深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2013年4月自学画画，2013年被《纽约时报》称为“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你的成长充满野蛮色彩。开始创作时的故事和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吗？当作品遭遇困境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把握尺度，写下一部的呢？那段日子，是你最艰难的写作坎坷吗？
盛可以：被《纽约时报》报道应该是在2012年或更早。我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本图文画册。关于野蛮成长，应该是说像荒野中的树苗，在自然风雨中长大，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持续坚韧的生命力。
每一部作品我在写作时的状态都不一样。当时的心情、环境、生活、社会背景都会对写作产生影响。有过畏手畏脚的写作经验，也有过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最终明白，写作艺术，不是有勇无谋的鲁莽，不是喷射耀眼的才华，而是节制、控制以及引流的艺术。写作最坎坷，最艰难，也是纸上的事儿。生活比写作难多了。
记者：我认为70后作家特别关注宏大叙事，会在故事中倾注诸多对社会和历史的评判，这样有负重感的写作和批评，是你追求的写作之美吗？
盛可以：我不认为我在搞宏大叙事，我没想搞，也搞不了。我写的是小人物，最卑微的群体，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群，为了活得好一点儿，在人世间作痛苦地抽搐。宏大的是时间。时间像旷野。人物就像撒向旷野的稗籽。《野蛮生长》中李氏家族的爷爷活了整整一百年，也不过是棵长寿的稗草。我不刻意追求写作之美，我喜欢真多于美，喜欢观察阴影多于欣赏阳光。
记者：你认为好的小说，好的小说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品格？
盛可以：好的小说家就是写出好小说的小说家。好的小说，是不断被人从图书馆书架上取下来的小说。
记者：像70后作家徐则臣说他写小说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呢？又是什么促使你成为犀利的盛可以而不是别的风格的你？
盛可以：这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不同心境下甚至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答案。旅行的时候，我特别讨厌走大路，不喜欢在某块刻字的石头前留影。吸引我的，是那种若有若无的荒径。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样，我在张家界的山里迷了路。天煞黑时，喇叭喊最后一班缆车就要离山，我开始狂奔起来。听说山里有虎狼，不知真假。
记者：你说过不喜欢对写作进行再解释，是因为读者对你的误读吗？但我想，读者们和创作者们都很喜欢看创作谈以及文论之类的文章，还希望你能多写写。
盛可以：我这么说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我在写新的作品。我进入新的作品的时候，不喜欢溜出来，又钻到旧的作品中去打捞一番，煞有介事。我佩服理论文章写得漂亮、阐释自己作品比任何人更到位的作家。按道理，作家是应该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创作动机与故事寓意，但我常常从读者的读后感中发现，他们理解的更深入，且合情理。这样的读者是珍贵的，因为他们懂你。
记者：大家公认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多部作品都写现实中国困境和处境，你的写作，是从哪里汲取营养的？有谁深刻影响了你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盛可以：我生长在穷乡村。如果贫穷无助也是一种肥料的话，我倒是得此滋养，当了作家，注定要在困苦落后、民不聊生的灰色底子上写字，提起笔，故乡的人物自然就跳到了纸上。也就是说，在写作之前，就形成的一种感情态度，可能是今后永远无法超越和挣脱的。如果说关注现实困境是悲观，那么歌功颂德就是乐观了。悲观和乐观的区别很明显，一种是醒着，一种是睡着。
记者：你的小说一直在探讨如何生存和生活，你认为理想中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状态？你自己做到了吗？
盛可以：理想的生命应该是一棵野外的树，不会有人拿剪子将它修成各种形状，装饰门庭。现在很多农村也栽绿化，也剪剪修修，也栽在钵子里。想一想，钵子外面，到处都是泥巴地呢。真是别扭。我没有多余的枝丫可剪，因为我没那么多繁枝赘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