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 瑜
有时候，他是个纯粹的诗人，他的诗歌寂静丰盈，没有半点杂质；有时候，他是个摄影爱好者，装备和作品不亚于专业摄影家；更多的时候，他是写作者，只听从于内心的召唤，心无旁骛。当然，他也会半是神秘半是得意地告诉你：写作，那得靠天赋！
阿来：选择文学不伤害自尊，希望通过写作自我修复
有时候，他是个纯粹的诗人，他的诗歌寂静丰盈，没有半点杂质；有时候，他是个摄影爱好者，装备和作品不亚于专业摄影家；更多的时候，他是写作者，只听从于内心的召唤，心无旁骛。当然，他也会半是神秘半是得意地告诉你：写作，那得靠天赋！
他的身上，有一股子拧劲儿。比如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当年虽屡遭退稿，却坚定不移地告诉编辑：可以改，我只改错别字。
阿来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拧”。他不跟自己的内心拧，并且强调，再拧也拧不过命运。“我们有点听天由命——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人都是有命运感的，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
童年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必定深刻地影响到作家及其作品。阿来说，文学既基于个人经历和感受，又要超越这些。
记者：您称故乡为“肉体与精神的原乡”，您觉得，在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人生经历中，故乡给予您怎样的滋养？
阿来：对于我精神的养成、性格的养成、对世界的看法，都有非常深的影响。这也是今天想超越自己的一个原因。如果还想自己有新的认知，不能老在现有的水准上，离开那个乡村，对农村出生的人来讲，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动机。
除了对我精神气质上的陶冶，更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个立场，不管离开再远，可能我们出生底层，坚持这种立场的人不太多，我还是会站在他们的立场。
在城里，尽管各方面条件都还好，但人们有时候还有不满足，而且我们的不满足比底层人民的还多。我就常常警醒自己，想想我的父辈，我的同时代还陷在农村的人，一切都释然了。我们应该少追求些物质利益，多做些精神上的坚守。
记者：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我猜测您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但是我记得有次采访您的时候，您说过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聊斋志异》。
阿来：我们喜欢复杂的东西，包括批评家们也喜欢复杂的东西，把一部《红楼梦》分析来分析去。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这样，大家都说好的东西不见得那么好，说不好的东西也未必就不好。《聊斋志异》精灵剔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汉语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我也读了明清笔记，更不要说散文诗歌。《庄子》里头也有表达很好的修辞，当然主要目的不在文学上，还是对哲学的诠释。
藏族没有纯粹的书面的独立语言。书面表达不发达的地方，往往口头表达很发达。我更多地是受口头文学的影响。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大部分人没能上学识字，有点像回到百十年前的中国，国语还没有推广，生活在方言的世界里。所以书面语言系统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
记者：您的成名不算早，《尘埃落定》出版时您36岁，而且出版的过程也不顺利。您觉得前期准备的过程，对您而言是种折磨么？
阿来：之前写过很多，不是很差，但是很多编辑拒不承认。《尘埃落定》发表是在1998年，我准备了十来年。过程并不折磨，看你的目标。不能说写作没有一点功利之心，也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但是写作本身、阅读本身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本身就充满乐趣。我常常讲，写作要有乐趣，阅读要有乐趣，如果写完小说就住院了，如果是这么苦的事情，我就不干了。
记者：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遭遇过很多退稿？
阿来：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也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尘埃落定》可以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记者：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阿来：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读了那么多书，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很多不出名的人，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从处女作开始就被“退稿”，阿来在文坛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他倒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对年轻人，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会回过头来在文学上下更多的功夫。
记者：这样倔犟，是否在文学作品的发表上走了很多弯路？
阿来：很多人走了捷径，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我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到北京去了，认识谁了。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我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我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不像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
可是，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我觉得没关系。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干这么一件事。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和我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我还默默无闻。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但是因为不在那个“圈子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我，会“假装”我不存在。我不服气，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会在文坛有立足之地。
只是阿来没有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同时写作的人二十多岁就出名了，阿来一定得到十年以后。
记者：记得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时采访过您，消息是南京书展上得知的？
阿来：《科幻世界》刚创办了一个子刊，我参加了南京书展，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上首次亮相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奖了。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尘埃落定》的出版，在当年甚至被视为一个事件。
很多评论家自发地写评论文章，那时我一个评论家都不认识。我很怀念那时候的文学氛围。
记者：在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您有六年时间一个字都没写。当时您打过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刚轰轰烈烈地谈完一场恋爱，让他马上跟另外一个人再这么铭心刻骨地恋爱做不到。”但是《空山》系列写完后，《格萨尔王》的创作并没有间隔太久。写作时那种“恋爱”的感觉还有么？
阿来：我自己对于写作，还是认真地写。不仅是智力的投入，还有情感的投入。当然也有控制。《空山》对我来说，太长了，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巴不得快点结束。当然结束的时候，还是回到了沉重的现实，面对那些我熟悉的人，更把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不太愉快的一面激发出来了——花草是激发我记忆中美好的一面。
《空山》写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心中有了完整的轮廓和人物的形象，剩下的就是在字数上的完成，所以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准备。《空山》写到最后心情过于抑郁，就上高原了。上高原有两件事，一是终止写作，二是研究植物。边写《空山》，边搜集格萨尔王的故事。《格萨尔王》需要学术上的准备，需要调查考证，需要感性和理性上的回归。写完《空山》，马上进入了《格萨尔王》。
写作需要训练自己，作家也要不断调试自己。我一直在关注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创作中始终高产且高质的作家是怎么做的，像苏东坡、杜甫、托尔斯泰、福克纳……他们的写作持续能力很强。尤其很多西方作家，一生都在写作，写的都不是很差。
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调试，他们是把写作融入到生活中去，而不是写作和生活截然分开。研究他们的作品，分析他们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艺术生命长一些，别昙花一现，也别像过山车，上头和下头差距太大，大得让人吃惊。
记者：这是个非常独特也很实际的研究课题啊！
阿来：也是我经历的一个问题。我的前半生，写得少，或者说在学习写，后半生要靠这个过日子。物质上是，精神上也是。
记者：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成就了阿来，是这方水土还是后天的努力？也许很大程度上还是天赋。如果让您分析自己成功的原因，或者说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些可供借鉴的建议，您认为有哪些因素？
阿来：当然是天赋。中国人喜欢为了别人的高兴说假话。其实很多问题，如果没有更高深的智慧，反问一下就明白：这方土地又不是养我一个人，我是从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的；有人说因为写的是西藏题材。很多人也在写西藏啊，仅仅是题材问题这么简单，像念芝麻开门一样念一下就成名了。
但是西藏给我气质性的影响，抹煞同样很难。写作更多地依赖作家的天赋。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造我们就是写写小说。当然土地不够，天赋也不够，还需要不断地提升，提升自己的修持。土地给了你视野感觉，有经验的文学参与全人类的对话，还要从地域性的眼光超脱出来。
记者：您觉得文学的力量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阿来：写作多年以后，我个人似乎对于通常意义上所说那些文学对社会，对生活，对世道人心的作用——或者说意义产生了怀疑。至于说到个别民族的故事或者说传统失传的问题，在我所属的藏民族来讲，似乎倒不存在这个问题。藏民族的问题，可能更在于走出连续的强大的传统而如何面向现代的问题。我的书写，特别是三部长篇小说的书写，无论是像《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写历史，还是如《空山》以六七十万字的巨大篇幅写现实，都试图寻找一个囿固于传统中太久的民族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