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河先生是知名教育专家和文史学者，近年因来省城济南就职某高校，得不时相见，并于去冬约以为所整理《孙光祀集》作序。不久清样至，岁暮冬寒，泉河冷落，雾霾锁城，遂十数日少出门，断续读之，乃叹为好书。清人李应廌《序》所谓“高文典册，海涵地负，天晶日明，盖出入于东西汉之间，而魏晋清言、齐梁胜致，亦兼有之，取材博而竖论雄……风流蕴藉，可与斯世并传不朽者”，诚非虚誉。而此书问世三百年后经魏先生整理由齐鲁书社首次出版，既有功于作者，又是对当今学术文化建设的有益贡献。我既有幸得先读受其教益，更乐见其广为流行，又承魏先生之错爱，不便推辞，而有关本书的作者、成集、流传与评价等，前人序跋与魏先生《前言》等已有很好的说明或研究，不当再述，乃书一读之浅见如下。
孙光祀（1614—1698），字溯玉，号怍庭。清初重要官员、文学家。平阴县（今属山东济南）孙官庄人。出仕后迁至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姚家庄。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举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进士，选庶吉士。翌年授礼科给事中。历仕顺治、康熙两朝，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加四级，赠光禄大夫。前后在朝二十余年，以直言敢谏著称于时。致仕后为善乡里。一生著作丰富，书法亦享盛誉，济南趵突泉立有其诗碑保存至今。
《孙光祀集》原本孙光祀撰《胆余轩集》（或作《胆余集》）。魏伯河先生据以厘定为上、下编，撰以《前言》，并附录佚文若干和有关研究资料，包括魏先生有关孙光祀的研究文章，改题曰《孙光祀集》，实际迄今所知孙光祀的存世著作和有关研究资料都在此一书，而今题更有便于文以人传和人以文传。作者九泉有知，当亦乐从之。
然而“胆余”者，谓“卧薪尝胆”之“余”。《前言》中已有考证，甚是。但是此书原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澹余集》之误还略可进一步说明。这一是有作者自署和友人序跋均作《胆余轩集》或《胆余集》为证；二是以常理而言，此集之前身《胆余杂著》初成于孙光祀父兄死难一家险遭贪官蠹吏勾结灭门后的数年，正痛定思痛，还不大可能有什么“澹余”；三是孙光祀的山东同乡兼同年，曾任贵州巡抚的曹申吉（1635—1680），字锡余，别号澹余，且著有《澹余集》。孙光祀当不会用友人之别号与书名为自己的书名。所以，诚如《前言》所考证，《胆余轩集》或《胆余集》确为此书初成时之正名。至于作者晚年增广后刊刻仍用此书名，则可见作者于当年所遭家难的“愤懑之极思”（《胆余杂著自叙》）仍耿耿于怀。而《孙光祀集》实生于忧患之中，与所谓“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同一流类。其为高文典册，意趣渊雅，题旨凝重，在所必然。这或不为一般读者所喜好，所以此书问世三百多年后才得第一次整理出版。但自古文章的价值，本来首在其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而当今改革之大潮再起，此书之出，可谓风云际会。不仅当今那些“心灵鸡汤”式的注水勾兑之作无可望其项背，而且与古人“《毛颖》、《罗文》、《睡乡》、《醉乡》闲放自恣之流判然异趣，是又可于文字得先生之经济者矣”（汪灏《序》）。唯是“先生立言最富，兹集只十之一二耳”（李应廌《序》），所以本书虽收录原本《胆余轩集》全部诗文又有整理者搜集附录了若干佚文，但是看来仍不足孙氏一生著作之半璧，而“胆余”之《集》又成散余之《集》。这在愈显此次整理出版之必要和及时的同时，也可见书之行世，总有它特殊的命运。读者诸君于可惜之余，相信此本正是孙氏著作的精华可也！
《孙光祀集》分上、下编。上编《文集》主要为科举程墨、奏疏表启、序说碑传以及祭文杂著等，多属经世致用之作，是作者政治主张与经验的记载。作者为朝臣二十余年，内阁六部中除工部之外，先后但任过吏、户、礼、刑、兵五部的都给事中，又曾任太常寺卿以至兵部右侍郎等大小十余种官职，是一位久在廊庙之中精通治道的封建政治家，《文集》则是他一生经世致用、应人及物的精华之作。这部分作品，诚如汪灏《序》所说：“按班而求，评史、说经、发策、著论，其有得于六经之旨者，皆可共见；即细及一札一跋，不维系世道，则讽喻人心，……是又可于文字得先生之经济者矣。”
汪《序》所谓“经济”非如今与政治、文化等并提的“经济”，而是指“经世济民”，即《论语》中子贡所称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包括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治国安邦、施政临民的方方面面。如《文集》中《报主思恩等事疏》六道，分别涉及选官用人、精兵省饷、罚款归公、衙门纠风以及制止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等，都与当时政治和历代政权难免的腐败密切相关。这类文章敢于直言揭露真相，大胆给出治理的建议，诚是当时皇权政治下“反腐败”的锐利檄文。这些奏疏的上达正当清初顺治皇帝锐意于新政，所以都能给予认可批转部议或直接实行，对清初政治秩序的建立与整肃应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与上述奏疏反贪腐的内容相表里，孙光祀《文集》中大量传论人物之作则又多于显扬其道德、政事、文章之外，突出表彰人物居官清廉，去官不干预政事。有些记载或不免有溢美之辞，但以作者曾饱受贪官蠹吏迫害的经历，不大可能为真正的贪官贴金，所以可信其所传以上诸位确为清官。而以孙光祀一人所交并所传写清官就能有如许多人，可知其时清官不会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政治上一股较为强劲的“正能量”。清朝顺、康之际政治能启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乃至以一少数民族政权而能有所谓“三百年”天下，原因当即在于朝中正人君子尚多。否则如蒙元之朝无官不贪，无政不腐，数十年玩完，而被毛泽东讥为“成吉思汗，只识弯弓谢大雕”（《沁园春·雪》），岂不是一个历史的笑话！因此，孙光祀奏议有关反贪治腐的主张与经验以及为官清廉，去官不干预政事的提倡与告诫，都值得今天读者认真思考。
下编《诗集》收诗近三百首，皆亲友赠答与平居咏怀之作。题材内容有不少与《文集》所涉“经济”密切相关，如《送邑令阎邺侯归里》慨叹乱世民生之苦：“慨自胜国末，寇荒两相倚。浸寻二十年，遗民遍疮痏。兼之苦上官，诛求靡所底。尪嬴供朘削，凋瘵何以起。”《送包我登邑宰解任旋里》写县令包我登因清廉而不能讨上司喜欢：“忍贫若相习，三载一空囊。以此事上官，岂不甚荒唐？”结果被免职，而作者叹曰：“但惜贤令去，后者谁齐芳？廉吏不可为，念之徒心伤。”这类诗见出与《文集》一以贯之的反贪倡廉精神，但对于只能依靠皇帝反腐的现实效果与前景感到了失望，也是发人深省的。
与《文集》多载道言政之作相比，下编《诗集》多交游纪事抒情之作，主要展现了作者宦海浮沉交友处事的内心生活，而无不醇厚优雅，关切备至，真情流注，往往感人至深。如《送鲁山令王惠畴年兄》开篇云：“年来风气异，为令苦多艰。上官迫相督，那容不作奸。穷黎枯见骨，萧飒满尘寰”，对赴任友人的处境感同身受；《送贾睹先文学旋里四首》之二云：“共学十年久，同心千里来。……相看怜契阔，握手且徘徊。”对一位会试连战皆北的老同学表示了真挚的友好与关怀。此外，作者为济南人，自平阴移居历下，《诗集》中有不少写济南平阴、历下山水风物的作品，如画如见，风味隽永之外，还可资考证，以见清初济南古貌之一斑。
总之，孙光祀是我国古代士人所崇尚读书做官人生的一位成功者，一位道德、政事、文章都有颇高造诣的山左先贤，《孙光祀集》有多方面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魏伯河先生的整理亦甚得体，甚见功力。多种附录，特别是有关研究文章，与原作珠联璧合，是迄今有关孙光祀著作与研究的完备资料。因此，这部书的整理出版，可以使当今读者能够更方便地接近这位清代政治家和诗人的光辉人生，汲取古代政治、社会、人生与文学艺术的宝贵经验，领略他作为古代一位读书做官成功人士的道与术、学与思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辅助成就自己美好的人生，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得先读为快，更以此书将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嘉惠学林、有益于天下为快，故敢献以上初读之浅见为序，抛砖引玉，并祝贺此书的出版。
孙光祀（1614—1698），字溯玉，号怍庭。清初重要官员、文学家。平阴县（今属山东济南）孙官庄人。出仕后迁至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姚家庄。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举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进士，选庶吉士。翌年授礼科给事中。历仕顺治、康熙两朝，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加四级，赠光禄大夫。前后在朝二十余年，以直言敢谏著称于时。致仕后为善乡里。一生著作丰富，书法亦享盛誉，济南趵突泉立有其诗碑保存至今。
《孙光祀集》原本孙光祀撰《胆余轩集》（或作《胆余集》）。魏伯河先生据以厘定为上、下编，撰以《前言》，并附录佚文若干和有关研究资料，包括魏先生有关孙光祀的研究文章，改题曰《孙光祀集》，实际迄今所知孙光祀的存世著作和有关研究资料都在此一书，而今题更有便于文以人传和人以文传。作者九泉有知，当亦乐从之。
然而“胆余”者，谓“卧薪尝胆”之“余”。《前言》中已有考证，甚是。但是此书原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澹余集》之误还略可进一步说明。这一是有作者自署和友人序跋均作《胆余轩集》或《胆余集》为证；二是以常理而言，此集之前身《胆余杂著》初成于孙光祀父兄死难一家险遭贪官蠹吏勾结灭门后的数年，正痛定思痛，还不大可能有什么“澹余”；三是孙光祀的山东同乡兼同年，曾任贵州巡抚的曹申吉（1635—1680），字锡余，别号澹余，且著有《澹余集》。孙光祀当不会用友人之别号与书名为自己的书名。所以，诚如《前言》所考证，《胆余轩集》或《胆余集》确为此书初成时之正名。至于作者晚年增广后刊刻仍用此书名，则可见作者于当年所遭家难的“愤懑之极思”（《胆余杂著自叙》）仍耿耿于怀。而《孙光祀集》实生于忧患之中，与所谓“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同一流类。其为高文典册，意趣渊雅，题旨凝重，在所必然。这或不为一般读者所喜好，所以此书问世三百多年后才得第一次整理出版。但自古文章的价值，本来首在其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而当今改革之大潮再起，此书之出，可谓风云际会。不仅当今那些“心灵鸡汤”式的注水勾兑之作无可望其项背，而且与古人“《毛颖》、《罗文》、《睡乡》、《醉乡》闲放自恣之流判然异趣，是又可于文字得先生之经济者矣”（汪灏《序》）。唯是“先生立言最富，兹集只十之一二耳”（李应廌《序》），所以本书虽收录原本《胆余轩集》全部诗文又有整理者搜集附录了若干佚文，但是看来仍不足孙氏一生著作之半璧，而“胆余”之《集》又成散余之《集》。这在愈显此次整理出版之必要和及时的同时，也可见书之行世，总有它特殊的命运。读者诸君于可惜之余，相信此本正是孙氏著作的精华可也！
《孙光祀集》分上、下编。上编《文集》主要为科举程墨、奏疏表启、序说碑传以及祭文杂著等，多属经世致用之作，是作者政治主张与经验的记载。作者为朝臣二十余年，内阁六部中除工部之外，先后但任过吏、户、礼、刑、兵五部的都给事中，又曾任太常寺卿以至兵部右侍郎等大小十余种官职，是一位久在廊庙之中精通治道的封建政治家，《文集》则是他一生经世致用、应人及物的精华之作。这部分作品，诚如汪灏《序》所说：“按班而求，评史、说经、发策、著论，其有得于六经之旨者，皆可共见；即细及一札一跋，不维系世道，则讽喻人心，……是又可于文字得先生之经济者矣。”
汪《序》所谓“经济”非如今与政治、文化等并提的“经济”，而是指“经世济民”，即《论语》中子贡所称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包括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治国安邦、施政临民的方方面面。如《文集》中《报主思恩等事疏》六道，分别涉及选官用人、精兵省饷、罚款归公、衙门纠风以及制止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等，都与当时政治和历代政权难免的腐败密切相关。这类文章敢于直言揭露真相，大胆给出治理的建议，诚是当时皇权政治下“反腐败”的锐利檄文。这些奏疏的上达正当清初顺治皇帝锐意于新政，所以都能给予认可批转部议或直接实行，对清初政治秩序的建立与整肃应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与上述奏疏反贪腐的内容相表里，孙光祀《文集》中大量传论人物之作则又多于显扬其道德、政事、文章之外，突出表彰人物居官清廉，去官不干预政事。有些记载或不免有溢美之辞，但以作者曾饱受贪官蠹吏迫害的经历，不大可能为真正的贪官贴金，所以可信其所传以上诸位确为清官。而以孙光祀一人所交并所传写清官就能有如许多人，可知其时清官不会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政治上一股较为强劲的“正能量”。清朝顺、康之际政治能启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乃至以一少数民族政权而能有所谓“三百年”天下，原因当即在于朝中正人君子尚多。否则如蒙元之朝无官不贪，无政不腐，数十年玩完，而被毛泽东讥为“成吉思汗，只识弯弓谢大雕”（《沁园春·雪》），岂不是一个历史的笑话！因此，孙光祀奏议有关反贪治腐的主张与经验以及为官清廉，去官不干预政事的提倡与告诫，都值得今天读者认真思考。
下编《诗集》收诗近三百首，皆亲友赠答与平居咏怀之作。题材内容有不少与《文集》所涉“经济”密切相关，如《送邑令阎邺侯归里》慨叹乱世民生之苦：“慨自胜国末，寇荒两相倚。浸寻二十年，遗民遍疮痏。兼之苦上官，诛求靡所底。尪嬴供朘削，凋瘵何以起。”《送包我登邑宰解任旋里》写县令包我登因清廉而不能讨上司喜欢：“忍贫若相习，三载一空囊。以此事上官，岂不甚荒唐？”结果被免职，而作者叹曰：“但惜贤令去，后者谁齐芳？廉吏不可为，念之徒心伤。”这类诗见出与《文集》一以贯之的反贪倡廉精神，但对于只能依靠皇帝反腐的现实效果与前景感到了失望，也是发人深省的。
与《文集》多载道言政之作相比，下编《诗集》多交游纪事抒情之作，主要展现了作者宦海浮沉交友处事的内心生活，而无不醇厚优雅，关切备至，真情流注，往往感人至深。如《送鲁山令王惠畴年兄》开篇云：“年来风气异，为令苦多艰。上官迫相督，那容不作奸。穷黎枯见骨，萧飒满尘寰”，对赴任友人的处境感同身受；《送贾睹先文学旋里四首》之二云：“共学十年久，同心千里来。……相看怜契阔，握手且徘徊。”对一位会试连战皆北的老同学表示了真挚的友好与关怀。此外，作者为济南人，自平阴移居历下，《诗集》中有不少写济南平阴、历下山水风物的作品，如画如见，风味隽永之外，还可资考证，以见清初济南古貌之一斑。
总之，孙光祀是我国古代士人所崇尚读书做官人生的一位成功者，一位道德、政事、文章都有颇高造诣的山左先贤，《孙光祀集》有多方面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魏伯河先生的整理亦甚得体，甚见功力。多种附录，特别是有关研究文章，与原作珠联璧合，是迄今有关孙光祀著作与研究的完备资料。因此，这部书的整理出版，可以使当今读者能够更方便地接近这位清代政治家和诗人的光辉人生，汲取古代政治、社会、人生与文学艺术的宝贵经验，领略他作为古代一位读书做官成功人士的道与术、学与思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辅助成就自己美好的人生，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得先读为快，更以此书将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嘉惠学林、有益于天下为快，故敢献以上初读之浅见为序，抛砖引玉，并祝贺此书的出版。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于泉城历下
（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