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是台湾文坛的一个传奇。少时成名，三度获得文学大奖，夏志清称她为“小说全才”，却在名声最盛时退出文坛，旅居美国逾三十年。2011年复出，推出长篇《桃花井》，立刻受到王安忆、张大春等人推崇。那么，这些年她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我做一件事，要么不做，要么就把它做好”
问：您说过您的家庭环境、生长背景与文学不搭界，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写作的？
答：我小时候都是乱看书，小学一年级时就跟母亲同步了，金庸、古龙、琼瑶，还有一些历史小说什么的，只要是字就拿来看。我小时候作文很强，因为读的书多……
至于最开始写小说，是因为我热爱幻想。上课就不够专心，老师讲课，我就在底下写章回小说，写完一章就传给大家看，但从来没写完。后来大学二年级时，有一个好朋友参加写作夏令营，需要交作业，她就拿我的作业去交。那是个半成品。朱西宁老师看到了就说要给第二名，我那个同学吓坏了，就把我供出来了。后来朱西宁老师督促我写完。那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叫《随缘》。
问：您会想到后来能获得“联合报文学奖”那样的奖励吗？当时的感受如何？
答：当时是媒体邀请我去参加写作比赛。对于一个文学新人，有媒体来邀请，当然觉得有些飘飘然。后来还获奖，又有奖金，当然很棒啦。当初连续得奖，觉得写作这件事挺不错的。但后来觉得，写作这事很辛苦，相对来说报酬也不是很高。那个时候写小说的比较少，很快就能得到媒体关注，我就觉得总抛头露面的不太好……
问：当初决定放弃写作时，会有犹疑吗？
答：其实也是逐渐的。主要是没时间。你有了新生活，就会聚焦在生活上面。出国、专业、学新东西，都是需要全神贯注的。我做一件事，要么不做，要么就把它做好。我不喜欢半吊子。
问：《桃花井》算是您的复出之作吧。听说当时是匿名投稿？
答：根本没有，哪用匿名啊，都没人认得我了。我“潜伏”美国三十多年，身边根本没人知道我会写小说。后来我退休时，跟台湾文坛根本断了联系。我就想，稿子该投给谁呢？干脆放网上得了。我侄女就说，你当初也算有点名气，现在放网上太没面子了，我帮你去投稿试试。她就给了《印刻文学》。那边的人看到“蒋晓云”的名字还以为是冒名的——这人三十多年都没露面了。
后来“印刻”的高层看到了，他与我是同龄人，看到大吃一惊，就让人去调查这个蒋晓云是不是同一个人。他就给我写信说，稿子已决定用，想让我写一个导言，说我毕竟三十年都没写过东西了。
问：那这三十年间什么东西都没写吗？
答：也不是，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大概到1983年，基本就停了。后来生小孩，我生完一个孩子就写一篇，因为坐月子没事干。
问：那重归文坛后又跟朱天心她们有了联系？
答：其实也没什么联系。当时就没什么联系。但难得朱天文、朱天心她们还记得我。后来印刻做了我的作品专辑，找来朱天心跟我对谈。我很谢谢她。
问：听说那时您受沈从文影响比较大？
答：我非常欣赏沈从文。我第一次到北京时，一个朋友说：“哦，你很喜欢沈从文，那我们去见他一下吧。”但我很害羞，不好意思去，就说“算了”。但后来他就过世了。
我喜欢沈从文、汪曾祺他们的调调儿。印象比较深的是《湘西散记》、《边城》之类的。我也喜欢钱钟书。
“我觉得我最厉害的是不顾名利”
问：您的作品中，各种方言、人情世故，都非常到位。您是去现场很认真地调研过吗？因为各种方言可能您平时生活中并不会太多接触。好像您对这方面很有天赋。
答：有些是童年印象。比如我在书中写维吾尔语，但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维吾尔语，只是记得小时候有一个伯母，会用维吾尔语说话，以及维吾尔语的语法逻辑，都给了我深刻印象。所以很多是童年记忆，我再去印证、做大量调研。
我确实对语言很敏感。我杂七杂八学的比较多，走南闯北去过的地方也多，一些人生经验都内化了，我写出来并不太自觉。因为我的背景比较复杂，所以我的整个语言是混乱的，往往是它们来找我，而不是我找它们。
问：会有人将您与同样旅居美国的作家严歌苓比较吗？
答：有人说我跟严歌苓比较像，但我觉得我跟她很不像。对她来讲，她是很有意识地知道自己身处的世界。我是没意识的，我从没想过自己是一个“华语作家”，我在那种英语的环境中，身份不是作者，而是完全的一般人，不会有作家意识。
问：时隔三十年再提笔写作，会有生涩感吗？
答：那倒没有，就是开始时白字比较多。
问：您觉得对于写作而言，是勤奋更重要还是天赋更重要？
答：我觉得两者都可以。我看过很多很有天赋的作者，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也看过许多勤奋的作者，写得也很棒。
问：您觉得自己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答：我觉得我最厉害的是我不顾名利。当时也算很出名了，但说走就走了，没有回头，也不觉遗憾。我现在也是这样。还有就是比较从容，不会因为你的意见就怎样去改变，我不会去取悦谁。
问：写作时会有规划吗？
答：我写作时没什么规划，就是大脑里有一个大致轮廓。
“我只是把事情顺理成章地做了下来”
问：《百年好合》和《桃花井》在读者群上有什么不同？
答：当时王安忆介绍我给出版社编辑时，选题编辑选了我的《百年好合》，因为他是上海本地人，上海本地读者都很喜欢《百年好合》，因为里面有上海背景。后来有外地的编辑，看《桃花井》就特别有感觉。因为上海都市化得非常厉害，他们很少感受到离别故乡和亲人的愁思。《桃花井》则比较符合在外漂泊的人的感受。
书中的那些人其实是很可怜的。现代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离开家乡，但那时的人是回不去家乡的，只能放在心里面。即使回去，感觉也不一样了，就像客人一样。不论离开还是回来，其实都是悲剧。
问：如今回过头来再看这本旧作《掉伞天》，会有什么感触吗？大陆的读者看《掉伞天》，也会有很深的感触，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答：因为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刚好跟现在的大陆状况很相似。比如，女孩子受的教育很好，有文化有知识，但家里还是给她们婚姻上的压力。从小到大，家长都是教育我们要考第一名，并没有分男女。结果毕业后，工作也好，生活也不错，可家里人突然对你很不满意，就是因为你没男朋友！这像话吗？颠覆我二十多年的人生观啊。台湾当时就那样啊，如果你嫁不出去，跟毁了没什么区别，学习再好也没用。
我有一些朋友整天为这种事惶然，我就很不以为然，写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我那时就很同情她们。但同时，我也同情男人，你想，大家本来同在一起竞争，学的东西也一样，为什么到时候男生就要把你娶回家，养你一辈子？这对男人也很难。
问：您好像越来越喜欢写年纪大的人？
答：是的，他们对我有吸引力。想想看，他们走过了千山万水，才走到今天。但如果我写比我小的人，就根本没神秘感了，反而会觉得一些行为很可笑。
问：写完“民国素人志”系列，之后有什么计划吗？
答：这个计划就已经很庞大了，我甚至不知道写完以后自己还会不会有精力写别的。就像我二十多岁时写的处女作《随缘》的名字那样，一切都随缘吧。这也是我的人生态度，能够把这38个人物写完，就很不容易了。
问：会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吗？
答：写不下去就会去写散文，娱乐自己。我的杂文是很诙谐的。
问：很多人都说您“好命”，写作厉害，生活也很平顺。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答：其实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要去努力的。这都是由自己决定的，我也可以整天抱怨啊、发牢骚啊，也可以每天找自己麻烦啊，可我不想过这种生活。很多痛苦、可怕的事我不会去反复回想。
很多人生重要的选择都是它来主动找你的，是水到渠成的。
说我“好命”，其实我只是把事情顺理成章地做了下来。我喜欢跟我的人生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