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具是指演出戏剧或拍摄电影时所用的器物。戏剧和影视表演中运用道具都是为了塑造艺术形象，表达艺术家的创作思想。
其实，小说也离不开道具的运用，而且大都用来洞察人物灵魂并表现人物性格及其命运，或揭示人物身上留下的时代烙印，服务于艺术形象塑造。比如，在鲁迅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颈项上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和成年后有着六个孩子的闰土在“我”家选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前者是随身道具，后者是小道具，虽然都是生活情趣方面非典型细节，对人物性格刻画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都以闰土遵习俗的方式揭露了封建迷信、封建礼教对人民的精神奴役，并反映了当时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此外，还有很多作家在小说中运用道具为艺术创作服务。
四川遂宁籍作家汤中骥的短篇小说《背后》就运用了多个道具，其中，看病开过的处方单、麦冬父母的遗像、女人海滩边的剪影照、一包老鼠药、一小桶白色油漆、一把毛刷等都是小道具；麦冬佩戴的口罩就是随身道具。这些道具从形状、样式看实际上属于“细小（琐碎而不重要）的事或项目”，也是细节。所以，作家运用好这些道具，并描写好相关细节去影响小说情节发展，实现其创作构想。 小说《背后》首发于《湘江文艺》2022年第3期，选刊于《小说月报》＜大字版＞2022第6期；2023年5月22日公布的《2022年度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中列“四川省2022年中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三名。小说全篇运用道具次数最多的是口罩，它是作家在小说中精心运用并贯穿全篇的主要道具细节。所以，探究其在不同场景运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可以客观上察人心，主观上明创意。同时，还能在总体上获得“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享受。
设置悬念，激发阅读兴趣
小说开头写道，“出了大门，麦冬才发现飞着小雨，深秋的风呜咽呜咽的。麦冬戴上了口罩。当然，就算无风无雨，他也会戴口罩。”据当时的天气，也许有人认为麦冬戴口罩是避秋风秋雨阴冷之气，其实不然，因为作家已补充说明麦冬无风无雨也戴口罩。所以，戴口罩的真正目的到底是防疫保健（除癖好外）还是伪装，就引发了读者揣测的兴趣。显然，首次出现的口罩成为作家设置悬念的载体，旨在撩拨读者阅读兴趣，预示并催促情节发展。
破疑解惑，揭示人物灵魂
“麦冬招了出租，坐进副驾驶，扯开口罩一角说，去燕栖街景安小区。”作家再次落笔口罩道具细节，侧重通过麦冬“扯开口罩一角说”的连动细节描写来反映人物反常行为揭示人物反常心理。一般地，戴着口罩能直接与人交流对话，但是麦冬说话时却“扯开口罩一角”，如此蹊跷动作除去否定戴口罩的防疫目的和个人癖性爱好外，还给人荒唐滑稽的印象，就跟人们平常讥讽那种“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如出一辙地令人捧腹。不过，正是此反常行为竟确认了戴“口罩”的目的是伪装，既符合逻辑学的排中律，又为人们破解了前置悬念。从麦冬角度看还有两点理由：一是“扯开”的前提是确认小车司机与他相互陌生，也为伪装面目很累的心灵抓住了歇息机会；二是“扯开”能暂时释放麦冬隐藏在口罩背后那种怕见熟人怕被熟人认出的心理压力，他那漂泊的灵魂也可短暂落地。所以，此时不必伪装就“扯开”。诚然，“口罩”能够伪装麦冬面目，但是它并不能遮住没有实现其父寄望“出息大”而忐忑的灵魂，以及耿耿于怀并令其忌惮的周围熟人的眼光，这是作家基于客观现实为口罩运用定下的基调。因此，重压之下灵魂总是要出窍的。对此，作家通过“离小区还有半条街，麦冬就喊停车，付了钱，却在车上磨蹭”的行为艺术形象地告白读者。打车人麦冬的反常举动引人关注，尤其“磨蹭”而迈不出下车步子的细微动作反映其内心犹豫所掀起的波澜，并引起女师傅的疑问。紧接着，作家便直击麦冬出窍灵魂：“麦冬调整着呼吸，双腿有点发软，仿佛一拉开车门就会一脚踏空，下面是悬崖。”麦冬感觉在精神压力下呼吸节奏乱了，甚至急促到憋闷必须“调整”地步；因为呼吸不畅，导自然致血液供氧不足和心悸，出现“双腿有点发软”的生理反应，这似乎还让读者感觉到麦冬双腿和灵魂也在不由自主地颤抖。在麦冬看来，如果碰见社区熟人并被认出就相当于下车踏空坠崖，那么，惨象将目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栗。既有的重压引起麦冬生理变化，生理变化又导致“悬崖”边人的心理更加脆弱。所以，巨大的精神负担让麦冬产生了现实如梦的幻觉。他不自觉地以掐自己身体方式来判断自己到底处在现实还是梦境中，还自我反问“凭什么啊”，回家竟会如此不淡定。麦冬无异于给自己注射了一支苯二氮卓类针剂，想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但事与愿违，后来“一个趔趄，撞上了一棵歪脖子树”，反而显示回家人像逃亡者一样乱了阵脚。作家运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冬生理反应与心理反应相互作用下的怪异和荒诞行为，揭示其灵魂不安、 神不守舍背后的根源在于掉进力不能及和世俗的陷阱，因而无论灵肉如何挣扎，哪怕二十多年的青春热血拼进去也难以逃脱困境带来的烦恼与痛苦。所以，麦冬身心出现异动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可以说，“扯开口罩一角”是作家为人们洞开窥探麦冬灵魂深处的窗口，此后作家聚焦麦冬的心理和动作细节描写都是口罩道具掩盖下灵魂痛处的反映，既揭示了底层小人物在生活艰辛与世俗偏见双重压力下精神扭曲的过度焦虑和深度自卑的性格缺陷，又渲染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色彩。
瞒过熟人，庆幸偶得苟安
小说第三处运用口罩道具写道，“一路到家，碰上两个熟人，都擦肩而过。口罩就是好，他想。”毫无疑问，麦冬戴口罩回家，面对熟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即便有熟人擦肩过，他也绝不会主动招呼。在夜色掩护下，口罩帮麦冬终于实现了瞒天过海的伪装，一路担心终于烟消云散。回家后，其不安的灵魂得到了安顿，所以，麦冬暗自庆幸并称道“口罩就是好”。由此可见，麦冬背负父亲的希望及其对儿子“出息大”的吹嘘，尤其所背负的世俗眼光竟成了泰山压顶一样的重负，躲过熟人双眼才有侥幸逃过一劫后苟且偷安的窃喜。不过，其审美结果令人心酸，不免哀其不幸。
隐藏邪恶，掩盖复仇阴谋
回家的第二天，“挨到晚上，麦冬照样戴上口罩，走到高秋云住的小区，站在了她家楼下。”小说第四次运用口罩道具，麦冬为完成父亲“拆门”的遗愿，以求“踩扁”高家扳回一局，捞回丢失的面子，便在实施计划前去高家住处 “踩点”察看，因仍然担心被“认出”又佩戴口罩。麦冬琢磨着去高家“拆门”就是心里有“鬼”，当然也是不能泄漏的机密。去干“拆门”的鬼差事（自然是亏心事），除非疯子，哪有不怕“鬼敲门”——暴露的呢？所以，麦冬仍然轻车熟路地选择戴口罩伪装自己，在掩人耳目的同时遮掩着复仇的阴谋和恶变的灵魂，以及原本的不安与恐惧。
性格转变，助力表达主题
“女人警惕地看着他，厉声说：你包了啥东西吧？麦冬本要一把扯下口罩，但他的手停在了嘴边。他感觉有些不对：就算自己戴了口罩，就算……这么近的距离，这么熟悉的身形，难道她一点也认不出来吗？”小说第五次运用口罩道具，仍是麦冬去昔日恋人住宅小区“踩点”的晚上。小说由此透视他“认出”高秋云后的矛盾心理：不想被熟人认出，又希望被熟人——昔日的恋人认出，但毕竟还是怕被她真认出。当晚，住在小区8楼的高秋云在家里看着麦冬黑影说话被麦冬“认出”（声音），麦冬内心就十分纠结。事实上，高家离地面的垂直高度有20多米，到麦冬所站草坪处的斜线距离肯定大于高家到地面的垂直距离。所以，高秋云即使在家里推窗俯视楼下麦冬那黑乎乎的人影也根本不能辨认他是谁，麦冬也根本看不清剪影中高秋云（背着灯光）的真容。既然如此，就算麦冬“一把扯下口罩”也暴露不了“庐山真面目”，高秋云又怎能在远距离的晚上“认出”他呢？但是，麦冬坚信“距离近”、“身影熟”，只要高秋云心存一丝情爱就算自己戴了口罩也能认出来。不然，就是她装作认不出来，绝情得令人失望。显然，麦冬真的想多了。他固执地将不可能当作有可能甚至一定能并误以为别人装作无视他，这只能是他内心对高秋云尚存一丝“破镜重圆”的念头并一闪而过罢了。所以，他最终没有勇气“一把扯下口罩”，却以“感觉有些不对”的假设为自己“手停在了嘴边”的犹豫去自说自话，自我排解，结果仍然暴露出内心特别的脆弱，以自卑的标尺衡量着高秋云的情感变化。况且，麦冬已被逼得心怀“鬼”胎，很难再与高秋云的恋情兼容并存，才始终不敢见，始终怕被她真“认出”。不难发现，麦冬如此矛盾的心理和惆怅的情绪，与高秋云结婚后没有幸福的夫妻生活和离婚后的孤单落寞同样显得悲情，不禁令人想到田汉《四季歌》唱词“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的意境。所以，作家洞悉麦冬灵魂深处，不仅窥见人心向丑、人性向恶的转变，而且通过这种“逼良为娼”的转变更有助于小说反观自由恋爱男女遭遇“门不当户不对”观念棒打鸳鸯两分离，致使男女主人公命运不幸嬗变成悲剧，表达现代婚恋观与传统姻恋观强烈冲突的主题。
强行“拆门”，争取精神胜利
回涪城的第三天晚上，“麦冬换了身衣服，又戴上口罩，摸到了高家楼下。”这是小说第六次运用口罩道具。麦冬乔装打扮后带上油漆和刷子在去高家“拆门”的途中显得格外神秘。此时，麦冬与高秋云曾经的爱恋已经因高母再度强势逼迫转化为麦冬对高家人的怨恨与仇视，而且这种爱恨情仇的转化也促成麦冬性格由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软弱忍让向肆意妄行、报仇雪耻的强硬怒怼转变。
当然，历史和现实的外因通过内因促成麦冬性格转变，尤其是高母强闯麦家的种种言行进一步激发了麦高两家的矛盾，加深了敌视和仇恨，为麦冬性格转变起到了锻打淬火的作用。这天一大早，高母到麦冬家以急促的敲门粗暴地打断了麦冬睡梦，美好的梦境如同与高秋云的恋情被搅黄了，令其厌烦不已。高母进入麦家，如公安人员大搜查一般在客厅里转着圈、上下左右地看，麦冬受到像贼人一样的歧视性侵扰，感到尴尬和羞辱，便滋生着敌视与愤怒情绪。“他随时做好了反击的准备。手开始痒起来。”还设想“能不能从背后，一把掐住她肥硕的脖子呢？”一个以暴反暴的举措在麦冬心里萌芽了，因为高母“‘强行’造访很让他凌乱，让他不安。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显然，造访者与房主人关系极不和谐了，针尖对麦芒的较劲将难以避免。但是，高母全然不顾，肆无忌惮地在麦冬父亲生前住的卧室“钻了进去”“撞了出来”的，还气势汹汹地责骂麦冬是不孝子，责骂他父子“这个骗子，这个该死的！”指责父子俩都不老实。高母自私心驱使还旧事重提，侮辱麦家父子：“那老头说你在外面大发了，吹！还要拆了我的门，吹！”“你们两爷子，打肿脸充胖子，而且说过的话，放屁一样，到‘死’也不认账。”高母藐视麦家并狠心冲击其软肋痛处，甚至还为没有给麦医生之死做成“道场”赚到钱耿耿于怀，指责父子俩：“他心中……有鬼，你也跟着造反吧？”高母明目张胆地践踏麦家父子脸面和人格，不仅盛气凌人，而且欺人太甚！如此横蛮无理连麦冬父母亲的亡魂都被扰得很是不宁了，何况对有血有肉的麦冬！高母的强势欺人无异于在高麦两“冤家”关系上雪上加霜。“麦冬怒道：这……这都是你……你们逼的！”可以说，这是麦冬忍无可忍的呐喊，也是扛起“造反”大旗对高母家开始反击的宣言！过去，高母以“门不当户不对”打脸麦医生，拆散两恋人，逼迫麦医生“兵临城下，兴师问罪”去造反。她却闭门不出，以软抵抗方式让麦医生“吃闭门羹”，输了一局。如今，高母对麦冬数落和侮骂使其“点化”，步步紧逼使其让父亲“附体”并突然鲜活起来，成为“准父亲”一样的斗士。显然，高母造访麦家推进了情节的发展，促成了麦冬性格转变。值得主意的是，作家对高母言行和表情的描写，还形象生动地将高秋云“母亲更加强势，且性情乖张，还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喜欢斜刺里进攻的人”等性格特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总之，高母对麦家的造访促成了麦冬性格由父亲塑造的逆来顺受的绵羊向高母逼迫的奋起反抗的斗牛转变。其间，还促成麦冬“又戴上口罩”继承父亲遗志，下决心在没有“出息大”情况下也要“拆了你这……鬼门！”推进小说故事高潮水到渠成——麦冬完成了父亲遗愿，强行“拆”了高家的“门”。
其实，麦冬只是学着拆迁安置人员模样用油漆在高家门上写上“拆”字（与拆迁人员是将“拆”字写在墙上不同），比其父亲扬言“拆门”的“吹”牛要真牛一点，但是，除侮辱性地对高家造成一定心理伤害外，也没有多大的实质损害，他只是争到了“画饼充饥”的满足，一种精神胜利的安慰。无疑，如此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肯定是卑鄙下流的勾当，为人们所不齿，为社会所不容，在审美意义上是丑陋不堪的。难怪麦冬以伪装来掩人耳目，还是害怕口罩下的丑恶嘴脸暴露，害怕棒打鸳鸯扭曲的肮脏灵魂出窍，但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平心而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麦冬无所顾忌地强行报复高家，何尝不是上演的另一出人与人之间交恶的悲剧。笔者认为，麦冬对高家“拆门”成功争得“精神胜利”，反倒显现出其悲剧性命运的几缕斑驳喜剧色彩，令人啼笑皆非之后便是扼腕叹息。
作者：陈沛林，笔名叶绿素，曾在《中国教育报》《四川日报》《四川工人日报》《新闻界》《银幕内外》《影视论坛》《文化月刊》《川中文学》和云南《影迷报》等报刊发表过多篇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有作品入选走向新世纪丛书之《绿色眷恋》。曾为船山区作协副主席，现为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遂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报道中文网栏目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