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
这是柯仲平长诗《边区自卫军》的开头。这个开头用生动形象的民歌语言，既显示了诗人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也表明了诗人力图在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道路上披荆斩棘、不断前行的决心。
柯仲平是被称为“狂飙诗人”的，这不只是由于他20世纪20年代曾在上海参加过“狂飙社”，更是由于他身上洋溢的火一般的革命情怀。中学时代，值五四运动爆发，他是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参与者。20年代他前往北京求学，曾多次拜访鲁迅先生，受到鲁迟先生的亲切教诲。此后来到上海，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秘密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斗争，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及上海总工会联合会纠察部秘书，曾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5年只身赴日本留学，1937年8月秘密回到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1月，柯仲平经组织批准转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亲切接见，此后一直在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的领导工作。从上述简历，足以见出，柯仲平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忠诚的战士。由此出发，才能深切理解“狂飙诗人”这一称呼的内涵。作为一位意志刚强的革命者，他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抗争着，呼唤着，他的激情如烈火般熊熊燃烧，他的呐喊如惊雷般震天动地，他的精神世界是与 “左联”烈士诗人殷夫，与抗战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诗人陈辉联系在一起的。胡风说：“一个为人类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柯仲平就是胡风所高度赞扬的“第一义的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大写的人”，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诗歌中发出的“不到黄河心不甘”，是他献身革命的誓言，也是他矢志不渝，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写照。
鲁迅先生说，从喷泉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正是革命者的身份和立场，决定了柯仲平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激情澎湃的艺术风格，也决定了他何以要坚持不懈地去走一条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
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遵照毛泽东要把诗歌推向街头的指示，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任社长，与诗人田间等一起发起延安街头诗运动。据田间回忆：
一天，我和柯老（柯仲平）相遇，谈起西战团在前方搞的戏剧改革，也谈起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搞的“罗斯塔之窗”，还谈到中国过去民间的墙头诗。于是我们一致问道：目前，中国的新诗往何处去？怎样走出书斋，才能到广大群众中去，走出小天地，奔向大天地？ 我们一致回答，必须民族化，必须大众化，要作一个大众的歌手。
柯老随即便这样高呼：
写吧，唱吧！唱吧，写吧！
是呵，新的“普罗米修士”就在延安，就在这个圣城。
于是1938年8月7日，延安的大街上，便高高悬起一幅长条的红布，上面写了一行醒目的大字：
街头诗运动日。
不久，几乎是片刻之间，城门旁、大街小巷，写满了街头诗，诗传单。我大致还记得的，有柯老的《告同志》，以及其它许多墙头诗作。 我自己，由于是发起人之一，自然也义不容辞，即兴挥毫，写了不少的街头诗，诗传单，有的写在墙上，有的写在红绿纸上，贴在墙上，如《毛泽东同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呵，游击司令》、《义勇军》等。
柯仲平的《告同志》，现已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中，开头的几句是这样的：
啊同志们！战呵战！
战到黄昏后，
夜吗夜深沉，
西不见长庚，
东不见启明，
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
在那夜深沉的时候，
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
在这短促如鼓点的诗行中，流露出对北斗星的深沉的向往，诗意与激情融汇在一起，有一种催人奋起的力量。这是柯仲平街头诗的代表作，先在1938年11月1日出版的《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上发表，后收进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诗集《从延安到北京》中，在这首诗的后边，他回忆道：“此诗曾写在当时延安城内大礼堂对面的石灰墙上。在干部集会时，我曾朗读过很多次”。
在热心于街头诗与诗歌朗诵活动的同时，柯仲平也在酝酿着长诗的写作。我们注意到，中国新诗史上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出现的几部著名的长诗，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等，均是出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但柯仲平的两首著名长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却是出现在《讲话》发表之前。这是由于他有写长诗的经历。1924年，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1928年冬，又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工农武装斗争的长篇诗剧《风火山》，这标志着20多岁的柯仲平已具有驾驭长篇巨制的能力。而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又为他实现创作长诗的想法提供了机遇与可能。是延安给了他高屋见瓴、总揽全局的视点，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柯仲平注意到，边区人民在抗战时期，为保卫家乡、保卫边区，在边区政府领导之下，组织了半军事性的抗日自卫军，其基本任务是警戒、放哨、盘查，配合边区政府或单独进行清除边区土匪、特务、汉奸等防卫工作，有力地保护了边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边区社会治安稳定。柯仲平为边区自卫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于1938年“五一”前夜完成了《边区自卫军》，首次用叙事长诗的形式为边区自卫军打造了一座闪光的纪念碑。这首长诗，以雄浑的气魄、奔放的热情，描写了边区自卫军英勇无畏的精神面貌。诗中，作者精心塑造了李排长和韩娃这两位自卫军代表人物，表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原诗还有一个前言：“这是在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听来的故事。后来，把这故事详细告诉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辉同志。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我除深致感谢外，以后必须是更加努力的。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向前进。这诗，可以用民间的歌调唱。我愿将此诗献给我们边区的自卫军。同时也愿献给各地自卫军。”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听了柯仲平朗诵的《边区自卫军》后，索阅全稿并批示：此诗甚好，赶快发表。随即，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期，破例连载了两千多行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
柯仲平还注意到，平汉铁路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国有铁路之一,跨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抗战爆发以后，平汉铁路的工人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简称“平汉铁破队”,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和铁路交通,以配合抗日。他们的黄勇斗争给日本侵略军沉重的打击，对抗日军民则是重大的鼓舞。柯仲平的另一部长篇叙事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便取材于平汉路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1939年2 月16日和3月16日，延安的《文艺战线》分两次发表了柯仲平的这部长诗，后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在再版序言中，他说：“我把‘破坏队’的人与事，当做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动势力下英勇斗争的‘人与事’来写……我希望铁路工人同志们能批准我这个愿望。”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描写工人阶级战斗的最早的也最有分量的长诗。诗中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遵照党的教导，组成一支坚强的队伍，与敌人巧妙周旋，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过程，让读者如临其境，深受鼓舞。
柯仲平在延安创作“街头诗”与《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诗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对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追求。老诗人肖三说过，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诵诗放头炮的呐喊人。
柯仲平延安时代的好友、作曲家张寒晖，谱写过《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歌曲，广为流行，还曾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唱响。不幸在延安英年早逝。柯仲平写了一首《追悼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发表在1946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这是一首用民歌手法所写的悼亡诗。诗前有个小序：“寒晖！《磨炒面》是你从城壕村学来的一首民歌。你顶爱这民歌的曲调。你教我们唱，还曾提炼她，用她来配你《打开脑筋》一剧里《军民合作》歌。今天，追悼你我也要用《磨炒面》，你顶爱的这曲调先为你唱一曲悼歌！”
文化山头葬寒晖，
一把土来一把泪！
你在这里开过荒，
这里把你来安葬！
含泪的黄土垒成堆，
哀悼的诗歌刻成碑。
……
用作曲家最喜欢的民歌做悼词，既是对作曲家的深切怀念，也表明了对民歌的热爱，体现的是诗人与作曲家共同的审美理想。
《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叙事诗，叙事性强的诗如果控制不当，难免会导致散文化。柯仲平由于是用民歌手法写叙事诗，寓抒情于叙事之中，所以读起来仍然语调和谐，朗朗上口。像《边区自卫军》第三章对自卫军战士韩娃的描写：
韩娃为人强似钢
打起来
叮噹响
用起来
硬梆梆
韩娃钢中也有铅
铅性软
打不断
铅性有同相思调
相思调子好缠绵……
诗人用短促、简洁的句子，写出了韩娃集刚强与柔和于一身的性格，那就是对敌狠，对己和，从而彰显了韩娃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与坚毅勇敢的英雄气质。
1938年10月，柯仲平的诗集《边区自卫军》由战时知识社出版。冯雪峰在署名孟辛的评论中说：《边区自卫军》一诗，“在全体的基本的构成和谐和上说，这几乎是一篇民众自己天然地产生的民歌了。”“他的诗的有生命的语言，是特别使他的诗的形象显出了生动和浮雕性的；这一点就更有意义，因为他的西北民歌的精语的适当选用，和以活的大众的口吻为准则的诗的用语的锻炼，不但使他的诗显出了特色，也暗示着我们能够从大众语掘发新诗的语言创造的源泉，而且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开始证明着以大众语为基础是能够创造出诗的，形象性的语言的，比我们现在上层社会所用的白话和直接地袭取来的外国诗的译语要更强。” 1941年9月2日，朱自清在给牧野的信中说：“柯仲平先生的《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有歌谣的明快，却不单调，并且用白话的音节，所以能够严肃 。” 冯雪峰和朱自清的话，表明了诗歌界与理论界对柯仲平坚持走诗歌创作民族化与大众化道路充分肯定。
不只是在延安时期，柯仲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沿着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他热心学习民歌，意识到在诸多艺术形式中，民歌与音乐是最为接近的了。所以他一直不断从民歌、从音乐中汲取营养。晚年的柯仲平写诗时有一个习惯，即怀抱一把月琴，一边唱一边弹，待找准了曲调节奏才在纸上记下来。这种颇有个性的创作习惯，体现的依然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甘”的精神。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毕生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坚贞不渝，毕生对中国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不懈追求，正是柯仲平留给我们的在为人与为诗上的双重启示。
202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