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作家张葆海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绸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被列入2021年潍坊市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昌邑位于渤海湾南岸，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华侨之乡”和“中国丝绸文化之乡”。自明代起，昌邑北部柳疃一带就兴起“织绸热”。当地人独创性地用野生的柞茧缫丝后织出绸布，具有“轻薄如纸、柔软如绵、坚固耐穿、出汗不沾”的特性，人们称为“柞绸”或“柳绸”。到清代中期，柳疃及周边村庄织机总数达到两万多台，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数达10万左右；北京400多家丝绸商号中，昌邑丝绸商号约占三分之一。嘉庆年间，昌邑绸商便背着“绸包”上北洋、下南洋、闯东洋、走西域，将“柳绸”推向世界，并融入浩瀚的“丝绸之路”，年出口柞绸60万匹，使昌邑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1933年，柳疃丝绸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纪念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目前，柳疃丝绸技艺为山东省非遗项目、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长篇小说《大绸商》以昌邑悠久的丝绸文化为背景，以清末民初阎、亓、李等丝绸产业家族分分合合的商业竞争和矛盾纠葛为主线，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经济与丝绸市场的动荡及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沉浮，凸显了昌邑人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开疆拓土的创业精神和诚信为天、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面对产业危机，主人公阎立信等爱国绸商以诚信为本，巧妙化解矛盾，维护民族品牌。作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王尽美、邓恩铭等早期共产党人在爱国绸商的掩护和配合下，巧妙地护送共产国际代表安全回到苏联，开辟了通往苏联的“红色丝绸之路”的故事。从此，中国共产党依托这条红色丝路来往于中苏之间；共产国际通过这条红色丝路向军阀控制下的中国传递着先进思想和工作部署，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前夕，得知柳疃丝绸是日军战机内饰和飞行员服饰的最佳面料时，爱国绸商顾全大局、不计得失，一面与日特巧妙周旋，一面将工厂和库存的丝绸全部烧掉，同时，积极动员捐献钱物，支持抗战，绸乡人不屈不挠、诚信为天、不甘沉沦、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作品以弘扬爱国、诚信为主旋律，对于传承和扩大昌邑丝绸文化品牌有着积极作用，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全社会诚信立业、爱国奉献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葆海 现任职于中共昌邑市委组织部，系中国剧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新闻作品集《大地求索》、报告文学作品集《时代风采》、中篇小说集《且听蝉鸣》、长篇纪实文学《生命密道》、长篇小说《村里村外》《澡堂》《大清神鼎》《大绸商》等，主编或副主编《昌邑乡村文史大观》《渤海走廊红色文化教育丛书》等地方历史文化图书30多部。先后被授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优秀人才、中国时代杰出新闻文化贡献奖、“齐鲁文化之星”高层次人才、潍坊市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人才、潍坊市“风筝都文化奖”、昌邑市“丝绸之乡”文化奖、昌邑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
《大绸商》：一部反映中国丝绸之乡创业史的佳作
赵维东
有幸在长篇小说《大绸商》面世不久，即收到作者寄来的作品，两周时间拜读完毕，感触颇深，尤其讲的是那些与家乡历史紧密相连的故事，更感亲切和自豪。
昌邑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华侨之乡”和“中国丝绸文化之乡”。《大绸商》以昌邑悠久的丝绸文化为背景，以清末民初阎、亓、李等丝绸产业家族分分合合的商业竞争和矛盾纠葛为主线，反映了中国经济与丝绸市场的动荡及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沉浮，凸显了昌邑人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开疆拓土的创业精神和诚信为天、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主人公阎立信，这个昌邑绸商的杰出代表，继承了先辈诚信兴业的优良家风，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用血与泪乃至生命，谱写了一曲以徳立人、以善交友、以信兴业的颂歌，在京城、在南洋和西域诸地树立起昌邑绸商的美好形象，为柳疃丝绸赢得崇高声誉，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和联接东西方文化的一条新纽带。柳疃丝绸也于1915年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纪念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面对民族产业危机，主人公阎立信等青年爱国绸商以诚信为本、以大局为重，放眼长远，努力化解前辈恩怨，团结一致，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超人的智慧巧妙对付日商等外来的文化渗透和经济侵略，维护民族品牌。为了联合柳疃同行共同振兴民族产业、抵抗东洋西洋等外来势力的对柳绸的控制，他积极参与组织成立丝绸商会和“三义堂”，将“天有信”研制的先进技艺秘方向传授于各会员单位，从而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产量、影响力和竞争力。
作品多次描述了阎立信的善心施为，充分彰显了昌邑人实在厚道、乐善好施的人性光辉和品格之美。而剧情的发展也诠释了闫立信常说的“有善心才有福报”的为人信条，暗示了善有善报的人类法则。没有路遇受伤人借马就医的相救伏笔，就没有后来“天有信”免遭土匪抢劫的幸运，就没有蓝氏母子后来受到的善待补报，就没有在闫立信遭段执政敲诈即将在刑场被砍头的关头“镇山东”舍生忘死的相救；没有在县衙大牢中对重刑犯狱友“满弓刀”肖炎等的悉心关照，闫立信就不会得知“藏宝之地”，也就没有后来打拼创业的雄厚资金支撑；没有在危急中对卡丽姆的相救，就没有闫立信被法国人围剿的危急时刻化险为夷；没有在胶东对乞丐陈李氏的关爱施舍，就没有闫立信在遭土匪抢劫受伤后大病之时陈李氏母子的热心救助；没有向恳求加入“天有信”洋枪队的穷孩子陈乾的施舍银子，就没有后来找上门来的早期同盟会员陈干对他进行的革命启蒙……
随着岁月的历练和见识的开扩以及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亲身感受，闫立信对经营、对人生、对社会、对革命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其经营、其善心、其力量逐渐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融入到支持革命之中。闫立信的大儿子书强说：“革命，不但治好了俺爹的病，也救了爹的命。”也许闫立信内心树立起了这样的信念：大爱，就要救病了的中国，就要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族和同胞。这大概就是“革命”的应有之意罢！这种仁心大爱，一定会得到善报。于是，他不但慷慨地拿出大量资金直接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还办学传艺、资助留法学生、举办农民夜校、秘密支持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并把枪支等无偿交给当地组织领导抗日的党组织……弥留之际，他对晚辈们说出了心底最想说的话：“一代代昌邑人——除了‘诚信’，就是吃苦耐劳的闯劲和包容世界的家国情怀......没有了国哪还有家啊！”
作品将经营丝绸自然地把山东早期共产党人王尽美、邓恩铭等革命先驱反帝反封建的活动融入情节，描写了在爱国绸商的掩护和配合下，巧妙地护送共产国际代表安全返苏，开辟了通往苏联的“红色丝绸之路”。从此，处于黑暗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托这条红色丝路来往于中苏之间，共产国际也向反动势力统治下的中国进步力量传递着先进思想和革命指导。同时，作品以大跨度的悬念手法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略阴谋和罪行，从日本派遣少年孟四海潜入柳疃又到京城执行“融入中国的生活，为天皇服务”，并暗中作梗三十年，到其子松井孟京在日军的庇护支持下疯狂从事掠夺中国丝绸和控制丝绸经营的罪恶活动，其间谍身份隐藏之深、布局之大可谓少见。说白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日本侵华进而实现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扩张服务。
“九一八事变”前夕，得知柳疃丝绸是日军的重要军备物资时，以“天有信”为首的爱国绸商们顾全大局、抛弃前嫌、不计得失，一面与日商巧妙周旋，一面将工厂和库存的丝绸全部烧掉，以“阵痛”的手段摆脱日商间谍的控制。同时，积极动员捐献钱物支持抗战，绸乡人不屈不挠、诚信为天、不甘沉沦、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作品以弘扬爱国主义、诚信精神为主旋律，对于传承和弘扬作为百年老字号民族产业品牌和昌邑丝绸文化品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全社会诚信立业、质量至上、爱国奉献的思想觉悟和道德风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教育意义。
意犹未尽，遂作拙诗以抒怀：
佳作如金
选题新颖立意深远，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描述生动如影闪现。
开卷入目爱不释手，如临其境亲切自然。
血泪惊险此起彼伏，争斗劫杀屡起波澜，
跌宕起伏悬念层出，誠信爱国主线贯穿。
有志男儿家国情怀，天有信旗四方招展，
不畏奸商刁钻狠毒，不惧西域途遥路险，
舍生忘死勇闯丝路，四海宾朋友谊相联，
齐心抗倭团结一致，绸商倾家为国奉献。
阎亓李氏三代三义，以信为本爱国为天，
百年织就柳绸传奇，品质至上永葆秀艳。
佳作如金当世难得，殷殷期盼荧屏相见。
（作者系山东教育电视台原副台长，研究员，山东省电影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小说叙事伦理的理论视角下张葆海小说《大绸商》研究
李之凡
作为一部反映山东昌邑丝绸产业发展、弘扬优秀地方文化、展现民间精神的精品力作，小说《大绸商》在叙事的过程中，产生了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伦理意义，既具有文化价值，又具有审美价值。因此，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叙事艺术，叙事伦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视角，以下本文将从解读作品的理论视角、作品的故事伦理、作品的叙述伦理三个方面，对张葆海小说《大绸商》进行研究。
一、小说叙事伦理：研究小说《大绸商》的理论视角
小说叙事伦理的理论脱胎于小说伦理批评，所谓伦理批评，“往往以一定的道德意识及其由之而形成的伦理关系作为规范来评价作品，以善、恶为基本范畴来决定对批评对象的取舍”[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55—356]。从文学批评史上来看，伦理批评的起源十分古老，无论是中国孔子的“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还是西方柏拉图的“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美善论”，都是以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为批评焦点。到了近现代，情况有所改变，先是19世纪欧洲唯美主义思潮对伦理批评的冲击，接下来便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对伦理批评的挑战，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伦理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价值。因为一方面，从文学产生的原始机制来看，马克思认为神话（某种程度上小说的滥觞）是先民“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导言[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13]，伦理即为众多社会形式之一种；另一方面，从文学存在的审美属性来看，现代小说批评理论大家亨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的最有魅力之处在于“去发现在道德上饶有趣味的一件事、一个人、一种情境”[ （美）亨利·詹姆斯. 朱雯译. 小说的艺术[A]. 亨利·詹姆斯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55]，也就是说，伦理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
既然伦理是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么就有理由为伦理在现代叙事作品中找到合法的位置，叙事伦理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所谓叙事，一般性的理解就是讲故事；所谓伦理，基本等同于道德，在伦理学领域中即使作详细的区分，也仅仅是“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是指有关这种关系的道理”[ 任丑. 伦理学基础[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3]。西方第一个使用叙事伦理这一术语的纽顿，从热奈特对叙事概念界定的角度把叙事伦理分为讲述伦理、表达伦理和阐释伦理[ 伍茂国. 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52]。中国第一个使用叙事伦理的刘小枫，从伦理本体意义的角度把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第6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7]。同样是对叙事伦理的阐释，纽顿、布思侧重于叙事学（形式）分析，刘小枫、福柯则侧重于伦理学（内容）分析。由此看来，叙事伦理之所以能立足于文学批评之林，一方面是由于它纠正了传统伦理批评只关注小说的伦理道德却忽视审美艺术价值的功利主义的偏颇，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过分强调小说的结构技巧的反拨。
基于此，伍茂国在《现代小说叙事伦理》一书中，根据对叙事二分法的原则，将叙事伦理划分为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并作如下界定：故事伦理是指“小说的题材、内容所蕴含的伦理现象以及这些伦理现象所揭示的伦理意义”[ 伍茂国. 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93]，叙述伦理是指“各种形式安排所导致的伦理选择、判断和矛盾”[ 伍茂国. 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97]，也就是说，故事伦理大致等同于伦理意义，即伦理认识、伦理选择、伦理判断和伦理矛盾冲突，叙述伦理大致等同于艺术形式，即那些推动和促进伦理意义表达的叙述形式。基于上述概念界定，对小说叙事伦理概念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作如下梳理：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可以看成是同一事物（叙事伦理）的两个方面——故事伦理实质上就是小说作品在情节内容中表达的伦理意义，叙述伦理实质上就是叙述形式的采用，这种形式对伦理意义的表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二、“仁”与“信”：小说《大绸商》的故事伦理
张葆海小说《大绸商》以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山东昌邑县柳疃镇丝绸文化的地域背景为典型环境，通过阎立信重振家族丝绸产业——天有信商号的故事情节主线，塑造了阎氏父子、亓氏父子、李氏父子等民族资本家以及仆人、土匪、官员等众多人物谱系，表达了“仁”与“信”的伦理意义，展现了主人公阎立信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个人伦理观的成长提升。
（一）“仁”与“信”的伦理观
“仁”与“信”是小说《大绸商》叙事伦理中的核心意义，也是作品最具传统文化色彩和叙事审美价值的地方。“仁”与“信”是中华传统伦理价值观，是“义”的标准要求，无论是在家族内部，还是在生意场上、江湖场上，践行仁、信的伦理价值观便是“义”，反之则是不“义”。“义”是合于天道的，因此是为道义。无论何种情况，比如在利益甚至生命面前，道义是第一位的，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小说通过多处的情节反转和故事巧合所展现的人物性格命运，都是为了契合于道义，表达仁、信的伦理意义。
小说《大绸商》通过主人公阎立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仁”的伦理意义。孔子说过，“仁”就是“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73]，孟子进一步阐释“仁”是一种发自于天性的“不忍人之心”[ 方勇译注. 孟子[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59]，行“仁”可以上下一心，无敌于天下。小说《大绸商》塑造的主人公阎立信就是“仁”的化身，正是由于阎立信的“仁”，天有信商号才能凝聚起二柱、高友亭、魏海生兄弟、张冲父子等一般众人，为振兴天有信出谋划策、忙里忙外。除此之外，小说还不惜笔墨，通过设置多处情节反转和故事巧合，进一步表达了“仁”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即在面临生命危急时刻，阎立信依然能够化险为夷，其根源在于平日里行仁义，正应了民间的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如，阎立信在骑马去找朋友黄如海的路上遇到了受伤的土匪“镇山东”，后来阎立信三次险些丧命，都是“镇山东”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在“镇山东”的帮助下得以与失散的嫂侄团聚；在阎立信险些被军阀杀害的时候，又是“镇山东”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性命救下了昔日的恩人；阎立信的“仁”体现在平日里的乐善好施，用仆人马清泉的话说“这些年仍给他们的银子足够在京城买一套房子了”，有一次还把一个祖传玉佩施舍了。正是这次施舍所救的乞丐，日后竟成为了吏部侍郎，不仅在官监中多次帮助他，教会他很多官场上、生意场上的道理，还通过介绍杭州织染局的匠人张冲，使柳疃丝绸产品有了更多款式和花色，提升了产品质量，更指出了“丝绸之路”，使柳疃丝绸扩大了销路，走向了中亚和欧洲，这些都为阎立信重振家族产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阎立信在县牢里，即便是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仍然尽心照料一位孤僻古怪的老囚犯。老囚犯病身患重伤寒时，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唯独阎立信主动让班头将他们关在一起，为他泡脚、艾灸、喂饭喂药、挖屎倒尿。阎立信的仁心感动了老囚犯，打开了他的心扉，弥留之际，老囚犯将自己“满弓刀肖炎”的身世具以相告，并留下了捻军信物铁八卦。铁八卦可号令江湖，日后在义和团运动中救了阎立信一命，铁八卦还揭示了藏宝之地，这笔宝藏成为日后还清债务、重振家族产业的本金。在重走丝绸之路中，阎立信不顾个人安慰，救下了法国情报员卡丽姆，当商队来到中东，遇到法国兵的刁难面临全部覆亡之际，是卡丽姆身份让商队得以转危为安。后来，又是通过卡丽姆，阎立信认识了英国商人查普曼，随即打开了家族丝绸产品的国际销路。
“信”是小说《大绸商》中蕴含的最为突出的伦理意义。翻看作品卷首，“天有信”的丝绸家族商号便进入眼帘，作品叙述到这是京城第一大丝绸商号，既表明阎氏父子丝绸产业的“大”，又揭示了做大丝绸产业的秘诀——信。小说讲述阎于诚创办天有信的过程时写道：“十几年前，他和几个同乡来到天子脚下的京城，开办了天有信绸缎店，靠着山东人特有的诚信和从不掺假的质量，买卖越做越大。”除此之外，阎氏父子的名字，阎于诚、阎立德、阎立信，还有老佛爷御赐匾额“信诚德昭”，无不彰显着这个丝绸家族世代传承的伦理观念——诚信。二少爷阎立信在烟台地区收购蚕丝的过程中，向人强调“俺天有信做买卖一直讲究诚信为本，赚的是天道”，为此他看中了诚信经营的福盛号老板郝进财，让他全权负责天有信的蚕丝收购。郝进财不负众望，肩负起了天有信的原料供应，后来柳疃镇义和拳闹事，多亏了有烟台地区的蚕丝供应，帮助天有信渡过了难关。除了诚信经营，小说中还精心设计了阎、亓两个家族第二代之间的交往关系，流露出阎立信、亓学文真挚动人的兄弟情谊，这正是中国古代朋友间交往的重要伦理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3]。在阎家遭难之后，亓学文买下了天有信在北京的店铺，让以前的老伙计都住在里面，还帮助照顾阎立信的情人小香橼。临刑前面对前来送行的亓学文，阎立信也并未因其父的落井下石而产生误会，依然选择相信亓学文的心意。在庚子事变中，天有信因与洋人通商成为拳民的攻击对象，亓学文没有辜负阎立信的信任，在其弟亓学武派兵护送下躲进了自己的外宅，得以安全渡过危机。小说中朋友间“信”的伦理意义，更多可以通过阎立信与孟四海之间的恩怨纠葛中体现出来，孟四海本是日本人，受到上级命令伪装成中国丝绸商人，潜入昌邑柳疃镇，伺机搅乱市场以达到控制丝绸产业的目的。在经商中，孟四海与阎氏父子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上级的命令他不得不执行，要想彻底控制中国的丝绸产业，必须不惜整垮天有信这个最大的丝绸商号，除掉阎氏父子。经过一系列操作，孟四海利用了清廷的腐败，利用了阎家与亓、李两家的商业矛盾，害死了阎于诚、阎立德父子，在七年后又试图用同样的手段，害死重振家族产业的阎立信。这些操作让孟四海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小说中屡次写道阎立信最喜欢唱的京剧剧目是《失空斩》，并且两次提到他最喜欢唱的“两国交锋龙虎斗，各为其主统貔貅”，这两句虽然在小说中用到了阎立信和亓学文的竞争矛盾中，但是用到孟四海与阎氏父子的恩怨情仇中更为合适。如果按照上级命令继续执行，那是对朋友的不信；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放弃行动，那是对上级的不忠。在忠信两难全的矛盾下，孟四海履行了两年前“欠中国人的，会还”的承诺，于庚子国变中救下了阎立信等人，然后“穿着一身中国的长袍坐在十字大街前面向日军剖腹自杀”。
（二）从兴业到兴邦：阎立信个人伦理观的成长提升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社会变革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下，作家个人所要表达的伦理意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就小说创作而言，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在文学革命浪潮中的“问题小说”，主要关注的都是道德、宗教、政治、教育、民生、婚姻、家庭等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地表达了伦理意义——努力专注于个人事业，就可以解决社会诸问题，让国家变得强大。如当时的鲁迅也抱着启蒙主义，希望用文艺来解决问题，通过小说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著. 呐喊[M].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21：167]。到了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十年，在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浪潮下，文学思想的主潮由文学革命转变为革命文学，正如鲁迅所言：“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 鲁迅著．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13]小说作品的伦理意义表达，开始更多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小说《大绸商》虽然是当代的作品，但是其中表达的伦理意义是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小说通过主人公阎立信个人伦理观的成长提升，形象展现了作者试图想要表达的伦理意义，即个人和家族的事业发展固然重要，但必须以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前提，个人家族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个人的利益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小说主人公阎立信本是一位公子哥式的浮浪子弟，后来家族产业天有信破败，父兄蒙冤受害，自己也险些丧命于刑场，家庭的变故、命运的捉弄并未打垮这位年轻的少爷，他痛改前非，振作起来，自新图强，经过一番努力让天有信再度复兴，在张冲等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把洋布的纺织工艺和花样应用到丝绸上，将柳疃传统的白绸改造成色彩斑斓的花绸，产品不仅卖到了西北和南方，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欧、南洋。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各种危机开始接踵而至，外有日本间谍的捣乱破坏，内有封建官僚的盘剥、军阀的敲诈，再加上国内政局的动荡、西洋人造丝绸的冲击，使得柳疃镇的丝绸产业大受影响，天有信的经营也日渐困难。对此阎立信感叹道：“这么腐败的执政府，俺要看着他倒台。唉，中国啥时候才能真正实现陈干说的民主富强啊！”最终阎立信终于认识到，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个人和家族事业的振兴，于是他大力支持儿子阎书强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己担任起了革命工作的联络员，开辟了中苏革命事业交流的红色“丝绸之路”。从兴业到兴邦，表现出阎立信个人伦理观的成长提升。对于像阎立信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毛泽东主席有过科学的分析：“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鲁迅著．《草鞋脚》小引[C]．.张弘主编. 鲁迅散文全集[C].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273]小说中阎立信个人伦理观的成长提升，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向左跑入革命派”的真实书写。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老舍《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有车梦”的破灭、茅盾《子夜》中主人公吴荪甫的企业破产、叶圣陶《倪焕之》中主人公倪焕之教育事业的完全失败，小说《大绸商》的结局是不完美却充满着光明的。阎立信虽然也破产了，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在共产党人陈干、王瑞俊、王翔千的影响下，阎立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知道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可见，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控制的旧中国，作家通过小说表达伦理意义过程中，即便是关注了社会、时代、民族和国家，但仍不免于悲观，即便是身为左联领袖、革命战士的鲁迅，也只能“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以此来避免“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著. 呐喊[M].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21：167]。现如今，国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2：12]也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伟大政党的领导下，国家才能真正富强、人民才能真正幸福，也只有在这样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小说《大绸商》的作者才能成功塑造出阎立信这样头脑清醒、乐观向上的民族资本家形象，才能完整地表现出一个觉醒的民族资本家个人伦理观的成长提升。
三、艺术形式的意义表达：小说《大绸商》的叙述伦理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思所言：“思想不是某种可以与形式分开的东西，而形式也不是某种可以与我们的感情介入分开的东西。”[ 程锡麟 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50]叶圣陶同样认为“内容和形式分不开来”[ 叶圣陶. 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A]. 叶圣陶集16·语文教学四[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50]。这些经过小说作者匠心安排的“各种形式”，就是艺术形式，也即前文提到的叙述伦理，具体而言指的是小说的叙事功能模式、叙事人称和叙事视点。
（一）情节：小说《大绸商》的叙事功能模式
叙事功能模式方面，小说《大绸商》采用的是情节模式。所谓情节模式的叙事作品，就是以“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发展”[ 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254]为中心来进行谋篇布局。
小说《大绸商》在叙事功能模式方面，正是采用了情节模式，将天有信振兴的大故事情节，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不仅表达了“仁”与“信”的伦理意义，更表现出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丝绸创业精神，流露出“家国一体”高尚情怀，表现出“王于兴师、修我甲兵”的英雄气概，堪称一部荡气回肠、昂扬向上的壮美史诗。作品以清末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为时间坐标轴，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种种扣人心弦的事件，分别是天有信商号遭难——阎立信大难不死重新振作——振兴天有信的漫漫之路——天有信再遭挫折并最终覆灭，由此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大情节。在作品大情节的结构框架之中，作者又巧妙地安排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使得阎、亓、李三个家族的矛盾纠纷在民族危难中转变为阎立信与日本间谍孟四海父子之间的矛盾，作品的主旨得到了升华，表现出昌邑丝绸工商业者“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胸襟和气魄，个人的前途、家族的命运最终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联系到了一起。
叶圣陶说过：“构成意境和塑造人物，可以说是小说的必要手段。”[ 叶圣陶. 读《虹》[A]. 叶圣陶集10·文学评论二[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106]作者在采用情节模式、营造史诗般宏大叙事风格的过程中，也并未忽视在细节处刻画人物、塑造意境，比如小说结尾处写到：
“阎立信喘着粗气，眼里闪着泪花，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啊……一代代昌邑人……背着包袱开疆拓土靠的是什么……除了‘诚信’二字……不就是凭着吃苦耐劳的闯劲……和包容世界的家国情怀吗……国民政府……没有希望……你们……才是……国家的希望……没有了国……哪里还有家啊……我不行了……家里还有几十条枪……你们拿走……还有几千大洋……也拿去吧……洋枪队……以后就听您调遣了……’说着，慢慢地转向阎书邦：‘能运走的绸布……都运走……机器炸掉……莱阳的柞树林……全砍了……一棵不留……孩子……记住……柳疃丝绸不能就这样垮了……’说完，仰天吐出了最后一口气，鲜血顺着嘴角滴到了白绸布床单上，迅速扩展开来……
脚下的土地仍在颤抖，似乎在等待一种平衡的力量——
终于，1938 年 2 月 5 日，中共鲁东工委在昌邑瓦城组织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打响了昌北抗日第一枪。
三月底，当松田孟京带着日军扑进柳疃时，看到的只是炸烂的机器和满地的灰烬……”
阎立信临终前发表了抗争到底的壮志豪言，并亲手毁掉了柳疃镇的丝绸产业，在废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民族抗战开始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诞生了。这种结尾处的人物刻画、意境塑造，使得作品的叙述时间放慢甚至定格，使价值生活得以呈现，从而增强作品的思想情感深度和艺术审美表现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小说伦理意义的表达效果，正如佛斯特所认为，优秀的小说“必须包含价值生活”[ 佛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1：23]。小说《大绸商》的结尾，正是通过呈现价值生活，进一步渲染了毁家纾难的壮志豪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活在昌邑大地的优秀儿女的韧性、骨气和脊梁。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18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大绸商》就是用心用情用功书写时代、讴歌人民的作品，就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而要实现“文以载道”的文艺创作理念，实现弘扬创业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创作动机，实现史诗般的审美风格，作品就必须采用情节模式，这便是小说《大绸商》的叙述伦理。
（二）第三人称全聚焦：小说《大绸商》的叙事人称和叙事视点
叙事人称和叙事视点方面，小说《大绸商》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聚焦的叙事视点。叙事人称即“作品中叙事者的称谓”[ 王瑞荪等. 实用百科全书[Z]. 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3：604]，“决定叙事格局，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和作品的叙事效果”[ 胡家才. 新编美学概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9：382]。叙事视点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 童庆炳. 文学概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264]，也称视角或聚焦。因此，叙事人称和叙事视点，在小说的伦理意义表达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和价值，也就是说，小说创作采用某种叙事人称、叙事视点，既是艺术形式方面的需要，也是伦理意义表达的需要。从文学史发展历程来看，第三人称全聚焦的叙事视点是一种传统的经典艺术形式，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聚焦的叙事视点，这种艺术形式，在明清章回体小说中被运用到了极致，形成了“说书人”式的叙事艺术形式。第三人称全聚焦叙事视点，以其纵横捭阖的时空感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感，给读者带来丰富别致的审美体验，就连《水浒传》中李逵这样的大老粗角色，亦能沉浸在这种叙事方式的艺术审美之中：当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时，“李逵在人丛中高叫道 ：‘这个正是好男子！’众人失惊，都看李逵。”[ （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 水浒传 下[M]. 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983]可见，第三人称全聚焦的叙事视点带给读者或观众的审美体验，能有效促进伦理意义的表达和传播。
小说《大绸商》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聚焦的叙事视点，这正是作者对中国古典叙事艺术养料的充分汲取，从而建构出了符合中国人审美特点和阅读习惯、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小说文本。具体说来，第三人称全聚焦的艺术形式的采用，让小说《大绸商》可以全景式展现清末民初山东地区的风土人情，表达热爱家乡的伦理意义。翻开小说长卷，读者能够看到山东昌邑柳疃镇丝绸纺织产业的繁荣景象，如小说第三章以朴实简单的语言，简单勾勒出柳疃街市的场景：“柳疃街两边的商铺大多是从事丝绸和生丝买卖的，也有酒馆和客栈，间或一两家银号和镖局。街上人来人往，不少人操着外地口音，似乎在讨价还价。”看到山东青州方山的奇险胜景：“山寨就在青州的方山上，以险决胜。山虽然不高，却布满了峻岭绝壁，陡峭悬崖。进出山寨只有一条山路，崎岖难行，易守难攻。方山顶部是一方形平台，从远处看形似砚台，故又称‘砚台山’。看到山东昌北的名产民俗：“大年初二，按照柳疃第三十六章的规矩，张扬送来了开凌梭，是孝敬老丈人的。这种梭鱼是北海的特产，也只有海冰化开的时候最为鲜美。在昌北，一直有开春送长辈开凌梭的习俗。”看到山东昌邑的婚嫁习俗：“李中原早就命人请来了六个戏班，搭起了大戏台，从街头到街尾，摆上了流水席。路过的客人和附近的村民尽可敞开肚皮吃喝。”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将“只卖柳疃镇产的丝绸布”作为“天有信”商号的祖规，而历史上天有信商号的店规是只卖国产布[ 王焯. 百年百号 老字号的传承与变迁[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0：103]，从店规到祖规，从国产布到柳疃绸，这一艺术改写更为突出表达了热爱家乡的伦理意义。（作者系潍坊市委党校讲师）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