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
孙向科（广东）
昨天，我弟弟、中国一级作家孙向学在朋友圈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78年刚入大学时，文字是：伟大的青年节，18岁万岁！
另一张是他24岁时撑着竹筏横渡他在广西任中学教师时当地的南盘江。两张照片一出，哇声一片，连他女儿都说"这腱子肉，练得太棒了！"因这两张照片，我也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在61岁的今天，它已很遥远，可又历历在目。
1956年8月28日，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曾外祖父是广西最大的实业家，爷爷则是国民党职务不太低的官员。——这样的社会关系，让我的父母和我们姐弟受了很多磨难。父亲是南下干部工资比一般人高，所以我出世时家里的经济还好，被养得胖胖的。
弟弟则出生于大饥荒的1960年，母亲坐月子只吃到一只死瘟鸡，还是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的。所以弟弟小时营养不良，他是读高中以后才慢慢长开的。妈妈曾说我小时常被人夸长得漂亮。看这些照片，还真有点小明星的范儿。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爱读书，他们很重视我和弟弟的学习，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会给我们买几本书。不过很快小人书就不能满足我了，才9岁我就读完了《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我不但爱读也爱写，胆子很大，也是9岁那年吧，我居然写了个小话剧还自导自演，和母亲工作单位——县百货公司的一群孩子在县大礼堂煞有介事地演出了！
我的表演天分也是那时展现出来的吗？总之有什么出头露面的事，老师都会挑我去，像六一儿童节篝火晚会独唱《我是一个黑孩子》、开"三家村"批斗大会上台发言等等，县剧团的领导每次见我总笑咪咪的，要我快点长大，到县剧团去。
1967年，我才11岁，父亲突然病逝！1968年，母亲守寡还不到1年，就在“文革”的斗批改中被当成专政对象。父亲的死，让我们家后来陷入生活的窘境（父亲生前在企业工作，我们只拿到一笔抚恤金），母亲的被批斗，则让每次注册家庭成分一栏都填“地主”的我们雪上加霜。
我曾是小学文艺宣传队员，后来不是了；当年班主任的宠儿，后来连红小兵也入不了。1968年底小学毕业，我意料之中被挡在中学大门外。我装作若无其事说那我就去给别人带孩子吧，母亲哭了，说："向科啊，没有文化你以后怎么办！"她冒险给县领导写信，以我是南下干部的后代苦苦陈情，我才在开学那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母亲对我要求很严，刚上中学不久，一场山火，县城所有的干部和学生接到通知后都跑去灭火，跑了几公里后我肚疼得厉害退到了路边，母亲看到了回家后严厉地批评我，她说刚吃过饭谁都可能肚子疼，别人都还跑你为什么不能跑！——因为母亲，我很认真的学习很卖命的劳动。 当时暑假我们都去帮贫下中农收稻子和插秧，我总是干得又快又好，以至农民大嫂开玩笑，要我留在村里当媳妇。
1969年底，更大的灾难再次压向母亲，她被逼疯了却又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长达半年，那段日子，我在中学不敢回家，弟弟则被当地一位叫“婆大”的善良老人收留。
我写过几次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每次宣布名单，我的心都怦怦狂跳，希望下一个叫的是我。母亲入狱之后，我在班里也被批斗，至此便一点妄想都没有了。
那时候照相很便宜，一寸的也就两三角钱，几个人合照，每人也就几分钱。那些愿意与我合影的同学，都令我好感激。
那个时候，不少同学是同情我的，但有的同学因为接近我，被老师告到家里而被父母责骂，在那种形势下很多同学选择了疏远我，个别人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甚至欺负我。都是年少无知我早就释怀，但在我最受孤立时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我永远记得她们永远感激她们！现在有的同学已不在人世，睹相思人，我的心好痛……
那时候大家都没几件衣裳，谁有件好点的大家都借来拍照。我还记得，这件衣服是借陈英的。
那时的老师也是动辄得咎，有的干脆就不作为。因为没有老师组织，我们居然没有全班的毕业合影，我们班的女同学临时起意，才有了这张缺一人的留念。
母亲出狱不久清醒后便调到一个茶场劳动锻炼，半年后在那里当会计。我的高中就是在那边的公社中学读的，也是开学了近一个月才接到的通知。但那里的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善良，不像县中经常喊打喊杀，那两年，我过得很轻松。当然，我依然没法加入红卫兵，也不是校文艺宣传队员。
1973年夏天，县照相馆下乡服务，我们班的4个女同学直到毕业前夕才有了这张合影。
左边的是随天津下放医生的父母到广西的张美娟，我们是校篮球队的最佳挂档——我打后卫她打前锋，我抢到球后一声大喊“美娟”一个长传，她接球后三步上栏一个擦板，又是两分！——全县中学生篮球比赛，除了县中学我们没法比，其他真是孤独求败——与某队打了个120：0，为此，我们因没有认真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被批评……
我比弟弟大4岁，我高二的时候，弟弟读初一，这是我们姐弟时隔多年后的又一次合影。我比较粗心，小时候，弟弟爱我甚于我爱他。但我此生唯一打过的一次架而且是狂揍成年人，是为母亲和弟弟。当时所有的人都同情我，所以至今讲起来，我仍毫无愧疚。
1973年10月，全县的高中毕业生都集中到我母亲所在的茶场插队，生活条件比到农村和贫下中农"三同"要好多了，但对出身不好者明显的歧视让我内心并不快乐。
回到县城，我们最大的乐趣，依然是去照相馆，来张合影。
我的语文一直很好，后来有同学看到这张合影就说："这句话一定是向科想出来的！"——补充说一句，高二时县里发行文艺刊物，发通知要求积极投稿，结果，我作词谱曲的一首儿歌《星期天》被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伟民（即从前一见我就笑咪咪的县剧团领导）看中了加以修改，就发表在刊物的封底。
1974年春节，县里举办农村青年文艺会演，茶场的青年也去了。我编写和自导自演的小话剧《一百个放心》被评为优秀节目，后来又参加了地区的文艺会演。而我被安排的角色，往往都是所谓的"一号人物"，这让一直在宣传队的个别同学多少有点不爽。
1974年5月，我和几位插友被抽调到县剧团参加第一期文艺培训，结束后，我和王金桃被留下来参加第二期。第二期结束后，我们便被留在了县剧团。
黄伟民副部长告诉我们，留我们下来，是县委常委开会决定的。——那时的县委书记刘凤元也是县武装部政委，如果没有他如此爱才，就没有我后来的发展。
那时我们很刻苦，每天练功结束后，我们的发梢都能挤出汗水来。最辛苦是突击排练舞剧《沂蒙颂》，我们的脚都受伤化脓，血从足尖的铁片中渗了出来，就这样滴到排练场的水泥地上。
插队前我和金桃并不认识，插队后交集也不多，但两个出身不好的人居然最早离开茶场，使我们成了插青的公敌，我们像两只受伤的兔子，抱团取暖中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一生一世的朋友。
当时文艺单位要求一专多能，所以，我们既练民族舞也练芭蕾舞还练戏剧戏曲，每个学员还要练一样乐器。开始我练月琴，后来改学中阮。当然，我还继续写剧本写歌词，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咋就那么大胆呢？
因为有曾当过文艺兵的黄伟民副部长，又有从北影下放来的导演高步队长，我们那个县剧团曾是全地区最好的县剧团，创下过地区文艺会演一举获得8个优秀节目参加汇报演出的最好成绩。
虽然到我进剧团时，随着优秀人才的上调和改行，剧团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老团员们的言传身教，还是让我受益终身。
那时的领导很严，严到有点苛刻，但也很公道。因为我学东西学得快，凡有重要学习，都安排我去，到后来竟引起一些团员的抗议。比如1975年初中国京剧团到广西南宁演出《平原作战》，每个团只有两个观摩名额，这样的机会竟然落到我的头上，那时，我还只是个学员！
与我合影的是地区文工团的顶梁柱。在与这些优秀人才的交往中，我这个小妹妹学到了不少知识。
当时我们的演出任务很重，每年100多场，上山要上到顶，下乡要下到边。因为贫下中农只有农闲时才有时间看表演，我们往往一下乡演出就要走一个月，靠的都是11号车（步行）。我们那个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山高坡陡，每天要走六七个小时。往往走到最后几天，我们都是咬着牙数着脚步来走的。如果半路遇到雷雨，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的被子都是用桐油布打的背包，油布用久了漏水， 好几次我蜷在湿被子里怎么也睡不着。
晚上，我们一般都住农民家，铺稻草打地铺。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跳蚤咬得全身都是大疙瘩。如果遇到有两间教室的小学男女都安排得下，就太好了。——当时很多村小就一间教室，1-5年级全在一间教室学习，现在这种复试班应该没有了吧？
如果是抢收抢种季节，我们下乡，就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演出，劳动量比贫下中农还大。记得当时有些老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而我们演完后还要走很远的路回到住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很苦。我们下乡都是农民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印象最深的是到一个叫后龙的瑶族村，那里缺水，房东大嫂把芥菜从地里拔出来，往脚上拍几下打掉泥块，拧成几段就往锅里扔，看得我瞠目结舌。没有油，就把火麻籽舂碎了扔进水里当油。结果吃起来又是泥沙又是火麻籽，不知是吞好还是吐好。
缺水是普遍现象，那里的农民都挖塘来蓄水。那水长满幼蚊又黄又绿。有一次我打水时掉下去成了落汤鸡，接下来的煮饭作菜还都用那塘水。多少年以后讲起来，那些老团员还笑我，说怎么吃都有一股怪味！有水的地方当然好，但农村没有洗凉房，一身臭汗的我们都是提个桶端个盆打了冷水钻进树丛里洗。有些水是山坑水极凉我们照洗不误，就有老团员警告我们，说以后你们会倒霉的！果然，现在一到阴雨天我就全身说不出的难受。
条件那么艰苦，但我们演出的质量不能下降。当时我当报幕员，一次谢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有人在我身后放了一个响屁，我忍不住笑了场，结果下来就被上纲上线地批了一晚！当时受条件所限，团里没有保留演出资料的规定，像《沂蒙颂》和《枫叶红了的时候》这样的大型节目，我们都没有一张图片。现在我和团友保存的，都出自县文化馆一个叫劳恭高的创作员之手——他已去世多年了！
弟弟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一次他来县里看我，于是有了这张合影。弟弟插队的地方离县城有30多公里，一年冬天，他居然步行给我背来了一背篓自己烧的青冈木炭！
这是当地瑶族的一支——盘古瑶的服装。仅那个土布头巾，就有10来斤重！
在当了两年每天8角每月24生活费的学员后，我转为正式工人，然而刚过数月，又说文艺单位要实行学徒制，于是我又作了每月领18元的学徒（学徒制为3年，一年涨2元）。很多同事都替我打抱不平，甚至到地区劳动局为我反映和呼吁，虽然最后还是落实不了，但我非常感激大家！
我们剧团离县城稍远，平时我也不太走动信息不灵，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表演。其实当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尝试。比如马季创作表演的讽刺前苏联的相声《采访记》，团里没男演员愿演，我觉得这个相声很好，就拉上一个女演员主动请缨，结果反响非常热烈，直到现在有的人看到我，还会提起当年人人谈论《采访记》的往事。
到剧团后，我交了两次入团申请，但因为出身的缘故，没有下落。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我们排练中途回房休息，我刚拧开收音机，就听到哀乐，当听到"……沉痛宣告……毛泽东……"，我失控地跳出门大哭说毛主席去世了，当即有人一边喝斥一边冲过来要抓我，再一听才也失声痛哭。
当晚，在没有任何人提醒的情况下，我写下了第3份入团申请书。虽然我的真挚感情后来在全县大会上得到表扬，但申请还是石沉大海。什么原因？因为我的母亲又受到坏人欺凌，精神病再次发作，也再次被当成了现行反革命。
1976年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同事们推荐了我，笔试后老师放出话来，说最满意我的作文，但最后也是没有消息。197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要借我去演某个角色，这次我是连商调函也没看到。几年后团里某位领导成员说了她的遗憾，要我自己联系制片厂看看还有无机会。我摇头说算了。我清楚自己的艺术功底，还是安安心心做好现在的工作吧！
母亲的病越发严重，县委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在公开批斗之前找我谈话，要我跟母亲划清界限。为了弟弟，也为了我这个家不倒，我被迫表态。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全团一致推选的生产标兵，到上面被划掉了。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过了广西大学分数线，据教育局同情我的老师透露，我的档案连送都没送上去！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迷惘，条条路都被堵死，我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那年清明，我自己去给父亲扫墓，想到我们这个家的处境，我哭得昏死过去。好在没几天，1978年4月，因为仍然存在唯成分论许多优秀考生落选的情况，中央决定扩大招生，县里也缺教师，便问我大专愿不愿意去？我还有点犹豫，但征求意见，所有的人都说："去！赶快去！"
我在县剧团呆了正好4年，从幼稚懵懂，到有了一定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回首往事，我感激所有的人，包括对我严得似乎太苛责的某领导，正是他的严格，让我改掉了好些坏毛病。而练功和下乡的艰苦，也让我养成了不娇气不怕苦不怕累的性格。
我在那个县生活了15年，回首往事，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好人要感谢。比如1977年高考后我去体检，在亲属一栏的政治表现上违心地写上"母亲是现行反革命"。那位姓郑的医生一把夺过笔来，一边划掉一边说："什么现行反革命！你母亲就是精神分裂症！"
跨进当时的百色地区师范学校现在的右江民族师范学院我是忐忑不安的，但政教处处长韦俊卿一见我就说："招生我去了你那个县，说你母亲是现行反革命，真是乱来！你安心读书，不要有什么顾虑！"
就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当了3年的班干，3年的校广播员，3年的三好学生。就在入学当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纪念日，我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进校不久，78级也入学了，弟弟来到我这所学校与我同在中文系。他很快也象我一样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他的长跑总拿金牌总破纪录，而他的小说《小梅的生日》后来竟登上校刊的头条，很多人读了都泣不成声，如果不是伤痕文学已近尾声，反响应该更大。文革停课闹革命时我10岁，弟弟则刚上小学，我们在学校都没读成什么书。我们后来都考上大学又都有文学方面的特长，除了基因遗传除了我们个人的努力，还要归功于父母的潜移默化。
1979年，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我受到鼓励，给县委写信并在假期参与寻找母亲（被迫害妄想弄得完全混乱的她东躲西藏昼伏夜出），终于把母亲送进广西精神病院，我和弟弟才有了一年安心读书的日子。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家人、我在烟台的姑妈和在沈阳的叔叔和姑姑都在经济和精神上给过我们支援。1980年暑假，我和弟弟终于回到沈阳，姑母也从烟台赶过来。流散几处的孙家人终于团聚了！
回程时我和弟弟在北京住了几天，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我们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党及时纠正了错误，我们这对昔日人人可以作践的“狗崽子”，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在百色地区师范学校，我不仅可以平等地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还收获了我的爱情。其实他与我来自同一县城，我们打小就认识却从未交谈过，这次上学也是各走各的。谁知一起当班干却擦出了火花，也算是缘分吧！
毕业了，根据我和他的成绩和表现，我们一齐分到了广西的重点高中——百色高中。我和两岁便失去父亲的他都没有任何背景，当时的择优分配，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所以，我一再说，百师是我的再生之地！
为了不让母亲再受任何刺激，我一毕业就结婚，把母亲接到了身边。这是我们新婚的小屋。
1982年6月，我也当母亲了！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深切感受母亲抚养我们姐弟的艰难想认真回报她时，已经卸下养育担子的母亲却决然地走了！在我26岁生日的那个深夜！
我自责得形销骨立。多少次站在母亲离去的大桥上，我总想跳下去陪她。可丈夫怎么办？才78天就没了外婆的女儿还要再失去她的母亲吗？我终于决定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我是个要强的人，1986年和1989年，我带的班参加地区中考，都拿了第一名。而我，在认真履行教师职责的同时，还拿到了函授本科的毕业证书。
除了教语文我还当班主任，记得当年的党委书记曾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读了学生家长的来信："如果每位老师都能像孙向科老师那样，百高的牌子就永远不会倒！"1987年7月，我成为百色高中恢复重点高中后第一个入党的青年教师。
除了搞好本职工作，我还坚持写作，1986年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学校收发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480元！一一那时我每月的工资仅48元。
这是我1987年随广西百色作家代表团到云南采风时所照。
离开剧团后不管是读师范还是教书，我一直都没离开过舞台。我喜欢这样一句话："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只要接受了任务，我总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期间，在我和丈夫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女儿也在顺利地成长。
这是结婚10周年时，我和丈夫补的婚纱照。我们很少争吵也不搞冷战，有人问为何能做到，我说是因为我母亲。我的父母以前久不久会吵架，有一次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地步。父亲去世后母亲懊悔不已，多次跟我说："要知道你父亲走得那么早，我就不会跟他吵架了！"所以婚姻生活趋于平淡之后，我总提醒自己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
很多人羡慕我的婚姻，婚姻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我们其实也经过了许多磨难，之所以能一直走下来，我归结为八个字——互敬互爱互让互惜。“敬”是尊敬更是敬佩，即我们都有让对方欣赏和佩服的特点；“爱”是爱慕更是疼爱，即对方在经受病魔摧残或其他打击时都能感同身受去保护；“让”是谦让更是忍让，即我们都懂得人无完人而能够看主流多包容求同存异；“惜”是爱惜更是珍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因为它不可能再来……
不知不觉，我已步入中年，但在别人的眼里和我自己的心里，我还年轻。记得寒暑假，我们男女老师会合在一起打篮球赛，就有男老师提醒："别靠近孙老师！她会撞翻你的！"
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吧，日本电视剧《阿信》风靡全国。第一次听那首主题歌，我便泪流满面，它唱的就是我的心声啊！
——没有月亮，我们可以看星光。失去星光，还有温暖的眼光。抱着希望，等待就少点感伤，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我泪流下，当你说我很坚强，不是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因为最怕茫茫然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走在风中雨中都将心中烛火点亮。给你温暖双手，给我可靠肩膀，今夜可以拥抱可以倾诉忘却彷徨。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希望是迷雾中还能眺望未来的窗，辛酸酿成美酒，苦涩因爱芬芳，回头风里有歌歌里有泪泪中有阳光……
11年任教，我患了严重的职业病，咽喉炎和支气管炎一到季节交替时就发作却因已抗药而很难治愈。1988年，弟弟到深圳发展。1993年初，我也过来了，改行，在深圳重新起航！
这就是我的青春岁月。它有苦涩，更有甘甜；它有屈辱，更有光荣。我为自己曾这样活过而自豪！
妈妈曾说我小时常被人夸长得漂亮。看这些照片，还真有点小明星的范儿。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爱读书，他们很重视我和弟弟的学习，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会给我们买几本书。不过很快小人书就不能满足我了，才9岁我就读完了《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我不但爱读也爱写，胆子很大，也是9岁那年吧，我居然写了个小话剧还自导自演，和母亲工作单位——县百货公司的一群孩子在县大礼堂煞有介事地演出了！
我的表演天分也是那时展现出来的吗？总之有什么出头露面的事，老师都会挑我去，像六一儿童节篝火晚会独唱《我是一个黑孩子》、开"三家村"批斗大会上台发言等等，县剧团的领导每次见我总笑咪咪的，要我快点长大，到县剧团去。
1967年，我才11岁，父亲突然病逝！1968年，母亲守寡还不到1年，就在“文革”的斗批改中被当成专政对象。父亲的死，让我们家后来陷入生活的窘境（父亲生前在企业工作，我们只拿到一笔抚恤金），母亲的被批斗，则让每次注册家庭成分一栏都填“地主”的我们雪上加霜。
我曾是小学文艺宣传队员，后来不是了；当年班主任的宠儿，后来连红小兵也入不了。1968年底小学毕业，我意料之中被挡在中学大门外。我装作若无其事说那我就去给别人带孩子吧，母亲哭了，说："向科啊，没有文化你以后怎么办！"她冒险给县领导写信，以我是南下干部的后代苦苦陈情，我才在开学那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母亲对我要求很严，刚上中学不久，一场山火，县城所有的干部和学生接到通知后都跑去灭火，跑了几公里后我肚疼得厉害退到了路边，母亲看到了回家后严厉地批评我，她说刚吃过饭谁都可能肚子疼，别人都还跑你为什么不能跑！——因为母亲，我很认真的学习很卖命的劳动。 当时暑假我们都去帮贫下中农收稻子和插秧，我总是干得又快又好，以至农民大嫂开玩笑，要我留在村里当媳妇。
1969年底，更大的灾难再次压向母亲，她被逼疯了却又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长达半年，那段日子，我在中学不敢回家，弟弟则被当地一位叫“婆大”的善良老人收留。
我写过几次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每次宣布名单，我的心都怦怦狂跳，希望下一个叫的是我。母亲入狱之后，我在班里也被批斗，至此便一点妄想都没有了。
那时候照相很便宜，一寸的也就两三角钱，几个人合照，每人也就几分钱。那些愿意与我合影的同学，都令我好感激。
那个时候，不少同学是同情我的，但有的同学因为接近我，被老师告到家里而被父母责骂，在那种形势下很多同学选择了疏远我，个别人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甚至欺负我。都是年少无知我早就释怀，但在我最受孤立时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我永远记得她们永远感激她们！现在有的同学已不在人世，睹相思人，我的心好痛……
那时候大家都没几件衣裳，谁有件好点的大家都借来拍照。我还记得，这件衣服是借陈英的。
那时的老师也是动辄得咎，有的干脆就不作为。因为没有老师组织，我们居然没有全班的毕业合影，我们班的女同学临时起意，才有了这张缺一人的留念。
母亲出狱不久清醒后便调到一个茶场劳动锻炼，半年后在那里当会计。我的高中就是在那边的公社中学读的，也是开学了近一个月才接到的通知。但那里的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善良，不像县中经常喊打喊杀，那两年，我过得很轻松。当然，我依然没法加入红卫兵，也不是校文艺宣传队员。
1973年夏天，县照相馆下乡服务，我们班的4个女同学直到毕业前夕才有了这张合影。
左边的是随天津下放医生的父母到广西的张美娟，我们是校篮球队的最佳挂档——我打后卫她打前锋，我抢到球后一声大喊“美娟”一个长传，她接球后三步上栏一个擦板，又是两分！——全县中学生篮球比赛，除了县中学我们没法比，其他真是孤独求败——与某队打了个120：0，为此，我们因没有认真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被批评……
我比弟弟大4岁，我高二的时候，弟弟读初一，这是我们姐弟时隔多年后的又一次合影。我比较粗心，小时候，弟弟爱我甚于我爱他。但我此生唯一打过的一次架而且是狂揍成年人，是为母亲和弟弟。当时所有的人都同情我，所以至今讲起来，我仍毫无愧疚。
1973年10月，全县的高中毕业生都集中到我母亲所在的茶场插队，生活条件比到农村和贫下中农"三同"要好多了，但对出身不好者明显的歧视让我内心并不快乐。
回到县城，我们最大的乐趣，依然是去照相馆，来张合影。
我的语文一直很好，后来有同学看到这张合影就说："这句话一定是向科想出来的！"——补充说一句，高二时县里发行文艺刊物，发通知要求积极投稿，结果，我作词谱曲的一首儿歌《星期天》被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伟民（即从前一见我就笑咪咪的县剧团领导）看中了加以修改，就发表在刊物的封底。
1974年春节，县里举办农村青年文艺会演，茶场的青年也去了。我编写和自导自演的小话剧《一百个放心》被评为优秀节目，后来又参加了地区的文艺会演。而我被安排的角色，往往都是所谓的"一号人物"，这让一直在宣传队的个别同学多少有点不爽。
1974年5月，我和几位插友被抽调到县剧团参加第一期文艺培训，结束后，我和王金桃被留下来参加第二期。第二期结束后，我们便被留在了县剧团。
黄伟民副部长告诉我们，留我们下来，是县委常委开会决定的。——那时的县委书记刘凤元也是县武装部政委，如果没有他如此爱才，就没有我后来的发展。
那时我们很刻苦，每天练功结束后，我们的发梢都能挤出汗水来。最辛苦是突击排练舞剧《沂蒙颂》，我们的脚都受伤化脓，血从足尖的铁片中渗了出来，就这样滴到排练场的水泥地上。
插队前我和金桃并不认识，插队后交集也不多，但两个出身不好的人居然最早离开茶场，使我们成了插青的公敌，我们像两只受伤的兔子，抱团取暖中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一生一世的朋友。
当时文艺单位要求一专多能，所以，我们既练民族舞也练芭蕾舞还练戏剧戏曲，每个学员还要练一样乐器。开始我练月琴，后来改学中阮。当然，我还继续写剧本写歌词，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咋就那么大胆呢？
因为有曾当过文艺兵的黄伟民副部长，又有从北影下放来的导演高步队长，我们那个县剧团曾是全地区最好的县剧团，创下过地区文艺会演一举获得8个优秀节目参加汇报演出的最好成绩。
虽然到我进剧团时，随着优秀人才的上调和改行，剧团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老团员们的言传身教，还是让我受益终身。
那时的领导很严，严到有点苛刻，但也很公道。因为我学东西学得快，凡有重要学习，都安排我去，到后来竟引起一些团员的抗议。比如1975年初中国京剧团到广西南宁演出《平原作战》，每个团只有两个观摩名额，这样的机会竟然落到我的头上，那时，我还只是个学员！
与我合影的是地区文工团的顶梁柱。在与这些优秀人才的交往中，我这个小妹妹学到了不少知识。
当时我们的演出任务很重，每年100多场，上山要上到顶，下乡要下到边。因为贫下中农只有农闲时才有时间看表演，我们往往一下乡演出就要走一个月，靠的都是11号车（步行）。我们那个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山高坡陡，每天要走六七个小时。往往走到最后几天，我们都是咬着牙数着脚步来走的。如果半路遇到雷雨，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的被子都是用桐油布打的背包，油布用久了漏水， 好几次我蜷在湿被子里怎么也睡不着。
晚上，我们一般都住农民家，铺稻草打地铺。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跳蚤咬得全身都是大疙瘩。如果遇到有两间教室的小学男女都安排得下，就太好了。——当时很多村小就一间教室，1-5年级全在一间教室学习，现在这种复试班应该没有了吧？
如果是抢收抢种季节，我们下乡，就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演出，劳动量比贫下中农还大。记得当时有些老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而我们演完后还要走很远的路回到住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很苦。我们下乡都是农民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印象最深的是到一个叫后龙的瑶族村，那里缺水，房东大嫂把芥菜从地里拔出来，往脚上拍几下打掉泥块，拧成几段就往锅里扔，看得我瞠目结舌。没有油，就把火麻籽舂碎了扔进水里当油。结果吃起来又是泥沙又是火麻籽，不知是吞好还是吐好。
缺水是普遍现象，那里的农民都挖塘来蓄水。那水长满幼蚊又黄又绿。有一次我打水时掉下去成了落汤鸡，接下来的煮饭作菜还都用那塘水。多少年以后讲起来，那些老团员还笑我，说怎么吃都有一股怪味！有水的地方当然好，但农村没有洗凉房，一身臭汗的我们都是提个桶端个盆打了冷水钻进树丛里洗。有些水是山坑水极凉我们照洗不误，就有老团员警告我们，说以后你们会倒霉的！果然，现在一到阴雨天我就全身说不出的难受。
条件那么艰苦，但我们演出的质量不能下降。当时我当报幕员，一次谢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有人在我身后放了一个响屁，我忍不住笑了场，结果下来就被上纲上线地批了一晚！当时受条件所限，团里没有保留演出资料的规定，像《沂蒙颂》和《枫叶红了的时候》这样的大型节目，我们都没有一张图片。现在我和团友保存的，都出自县文化馆一个叫劳恭高的创作员之手——他已去世多年了！
弟弟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一次他来县里看我，于是有了这张合影。弟弟插队的地方离县城有30多公里，一年冬天，他居然步行给我背来了一背篓自己烧的青冈木炭！
这是当地瑶族的一支——盘古瑶的服装。仅那个土布头巾，就有10来斤重！
在当了两年每天8角每月24生活费的学员后，我转为正式工人，然而刚过数月，又说文艺单位要实行学徒制，于是我又作了每月领18元的学徒（学徒制为3年，一年涨2元）。很多同事都替我打抱不平，甚至到地区劳动局为我反映和呼吁，虽然最后还是落实不了，但我非常感激大家！
我们剧团离县城稍远，平时我也不太走动信息不灵，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表演。其实当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尝试。比如马季创作表演的讽刺前苏联的相声《采访记》，团里没男演员愿演，我觉得这个相声很好，就拉上一个女演员主动请缨，结果反响非常热烈，直到现在有的人看到我，还会提起当年人人谈论《采访记》的往事。
到剧团后，我交了两次入团申请，但因为出身的缘故，没有下落。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我们排练中途回房休息，我刚拧开收音机，就听到哀乐，当听到"……沉痛宣告……毛泽东……"，我失控地跳出门大哭说毛主席去世了，当即有人一边喝斥一边冲过来要抓我，再一听才也失声痛哭。
当晚，在没有任何人提醒的情况下，我写下了第3份入团申请书。虽然我的真挚感情后来在全县大会上得到表扬，但申请还是石沉大海。什么原因？因为我的母亲又受到坏人欺凌，精神病再次发作，也再次被当成了现行反革命。
1976年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同事们推荐了我，笔试后老师放出话来，说最满意我的作文，但最后也是没有消息。197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要借我去演某个角色，这次我是连商调函也没看到。几年后团里某位领导成员说了她的遗憾，要我自己联系制片厂看看还有无机会。我摇头说算了。我清楚自己的艺术功底，还是安安心心做好现在的工作吧！
母亲的病越发严重，县委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在公开批斗之前找我谈话，要我跟母亲划清界限。为了弟弟，也为了我这个家不倒，我被迫表态。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全团一致推选的生产标兵，到上面被划掉了。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过了广西大学分数线，据教育局同情我的老师透露，我的档案连送都没送上去！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迷惘，条条路都被堵死，我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里。那年清明，我自己去给父亲扫墓，想到我们这个家的处境，我哭得昏死过去。好在没几天，1978年4月，因为仍然存在唯成分论许多优秀考生落选的情况，中央决定扩大招生，县里也缺教师，便问我大专愿不愿意去？我还有点犹豫，但征求意见，所有的人都说："去！赶快去！"
我在县剧团呆了正好4年，从幼稚懵懂，到有了一定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回首往事，我感激所有的人，包括对我严得似乎太苛责的某领导，正是他的严格，让我改掉了好些坏毛病。而练功和下乡的艰苦，也让我养成了不娇气不怕苦不怕累的性格。
我在那个县生活了15年，回首往事，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好人要感谢。比如1977年高考后我去体检，在亲属一栏的政治表现上违心地写上"母亲是现行反革命"。那位姓郑的医生一把夺过笔来，一边划掉一边说："什么现行反革命！你母亲就是精神分裂症！"
跨进当时的百色地区师范学校现在的右江民族师范学院我是忐忑不安的，但政教处处长韦俊卿一见我就说："招生我去了你那个县，说你母亲是现行反革命，真是乱来！你安心读书，不要有什么顾虑！"
就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当了3年的班干，3年的校广播员，3年的三好学生。就在入学当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纪念日，我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进校不久，78级也入学了，弟弟来到我这所学校与我同在中文系。他很快也象我一样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他的长跑总拿金牌总破纪录，而他的小说《小梅的生日》后来竟登上校刊的头条，很多人读了都泣不成声，如果不是伤痕文学已近尾声，反响应该更大。文革停课闹革命时我10岁，弟弟则刚上小学，我们在学校都没读成什么书。我们后来都考上大学又都有文学方面的特长，除了基因遗传除了我们个人的努力，还要归功于父母的潜移默化。
1979年，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我受到鼓励，给县委写信并在假期参与寻找母亲（被迫害妄想弄得完全混乱的她东躲西藏昼伏夜出），终于把母亲送进广西精神病院，我和弟弟才有了一年安心读书的日子。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家人、我在烟台的姑妈和在沈阳的叔叔和姑姑都在经济和精神上给过我们支援。1980年暑假，我和弟弟终于回到沈阳，姑母也从烟台赶过来。流散几处的孙家人终于团聚了！
回程时我和弟弟在北京住了几天，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我们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党及时纠正了错误，我们这对昔日人人可以作践的“狗崽子”，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在百色地区师范学校，我不仅可以平等地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还收获了我的爱情。其实他与我来自同一县城，我们打小就认识却从未交谈过，这次上学也是各走各的。谁知一起当班干却擦出了火花，也算是缘分吧！
毕业了，根据我和他的成绩和表现，我们一齐分到了广西的重点高中——百色高中。我和两岁便失去父亲的他都没有任何背景，当时的择优分配，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所以，我一再说，百师是我的再生之地！
为了不让母亲再受任何刺激，我一毕业就结婚，把母亲接到了身边。这是我们新婚的小屋。
1982年6月，我也当母亲了！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深切感受母亲抚养我们姐弟的艰难想认真回报她时，已经卸下养育担子的母亲却决然地走了！在我26岁生日的那个深夜！
我自责得形销骨立。多少次站在母亲离去的大桥上，我总想跳下去陪她。可丈夫怎么办？才78天就没了外婆的女儿还要再失去她的母亲吗？我终于决定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我是个要强的人，1986年和1989年，我带的班参加地区中考，都拿了第一名。而我，在认真履行教师职责的同时，还拿到了函授本科的毕业证书。
除了教语文我还当班主任，记得当年的党委书记曾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读了学生家长的来信："如果每位老师都能像孙向科老师那样，百高的牌子就永远不会倒！"1987年7月，我成为百色高中恢复重点高中后第一个入党的青年教师。
除了搞好本职工作，我还坚持写作，1986年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学校收发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480元！一一那时我每月的工资仅48元。
离开剧团后不管是读师范还是教书，我一直都没离开过舞台。我喜欢这样一句话："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而且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只要接受了任务，我总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期间，在我和丈夫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女儿也在顺利地成长。
这是结婚10周年时，我和丈夫补的婚纱照。我们很少争吵也不搞冷战，有人问为何能做到，我说是因为我母亲。我的父母以前久不久会吵架，有一次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地步。父亲去世后母亲懊悔不已，多次跟我说："要知道你父亲走得那么早，我就不会跟他吵架了！"所以婚姻生活趋于平淡之后，我总提醒自己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
很多人羡慕我的婚姻，婚姻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我们其实也经过了许多磨难，之所以能一直走下来，我归结为八个字——互敬互爱互让互惜。“敬”是尊敬更是敬佩，即我们都有让对方欣赏和佩服的特点；“爱”是爱慕更是疼爱，即对方在经受病魔摧残或其他打击时都能感同身受去保护；“让”是谦让更是忍让，即我们都懂得人无完人而能够看主流多包容求同存异；“惜”是爱惜更是珍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因为它不可能再来……
不知不觉，我已步入中年，但在别人的眼里和我自己的心里，我还年轻。记得寒暑假，我们男女老师会合在一起打篮球赛，就有男老师提醒："别靠近孙老师！她会撞翻你的！"
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吧，日本电视剧《阿信》风靡全国。第一次听那首主题歌，我便泪流满面，它唱的就是我的心声啊！
——没有月亮，我们可以看星光。失去星光，还有温暖的眼光。抱着希望，等待就少点感伤，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我泪流下，当你说我很坚强，不是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因为最怕茫茫然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走在风中雨中都将心中烛火点亮。给你温暖双手，给我可靠肩膀，今夜可以拥抱可以倾诉忘却彷徨。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希望是迷雾中还能眺望未来的窗，辛酸酿成美酒，苦涩因爱芬芳，回头风里有歌歌里有泪泪中有阳光……
11年任教，我患了严重的职业病，咽喉炎和支气管炎一到季节交替时就发作却因已抗药而很难治愈。1988年，弟弟到深圳发展。1993年初，我也过来了，改行，在深圳重新起航！
这就是我的青春岁月。它有苦涩，更有甘甜；它有屈辱，更有光荣。我为自己曾这样活过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