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还是“文革”当中，但有点像一个特殊时期，可以用巧妙的办法做成一些事。1975年1月，在原来临时性山东文艺创作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创作办公室，隶属省文化局。澄清任主任，兼省文化局党组成员，副主任是任孚先、张云凤二位，蓝澄任支部书记。成员都是老文联的，包括老领导燕遇明，名作家刘知侠、王希坚及我们一些人，有点藏龙卧虎，但我们身上都还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尾巴，还只是“待业”，有的写了作品还不能发表出版。我在这方面，开禁也还不足一年。澄清原在宁津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报总编兼广播站站长，他也是老革命，做过地下工作，当过战时完小校长，以地方干部身份参加过济南战役，写作方面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出名的，是河北省知名作家之一。60年代宁津划归山东后，老郭一直蹲点老家写作，没有与大家在工作或运动中有什么瓜葛或纠葛，是全新状态。1965年他和宁津另两位青年作者张长森等一起当选省里的代表，参加全国第二次青年文学创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会上与李凖、茹志鹃、王汶石、浩然、金敬迈等一起受到表彰（山东只他一人）。“文革”后期，作为遥远地区基层干部的他，担任文艺新单位的领导是最佳人选。他为人朴实、爽快，不摆谱，对一些他早就敬慕的老作家和文艺界老领导仍然敬慕，支持他们、关心他们，有着同事加同行的亲情。就这样，大家“一家子”似的齐心合力工作。到1978年文联恢复（此时澄清当选为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创办历史使命完成，近4年的时间内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于1975年12月去着手恢复《山东文学》，离开了那里。在一年的时间内，除了个人深入生活与创作，工作上经手与参与了三件事，一是编辑出版了200余位作者的诗选集《激浪滚滚》，二是帮助辅导了牟崇光的长篇《烽火》，三就是为郭澄清3卷本长篇《大刀记》做了配合工作。
老郭在担任创办领导的同时，于1975年春夏拿出了115万字的长篇《大刀记》。这部小说是他好些年之前就写好的类似《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大部头中的一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中了老郭的《大刀记》。责编谢永旺（后任《文艺报》主编的那位）来山东好几趟，几次组织力量进行帮助。成稿交上以后，出版社又让老郭去，住在那里，精益求精地修改。作品清样打出后，寄来山东征求意见。那时出版一部作品，出版社定了还不行，还得由当地领导审批。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亲自先阅读，然后责成省文化局组成阅读小组审读。阅读小组有我、任孚先、牟崇光、刘小衡等，由我作召集人。大家夜以继日地阅读。我用一天20万字的速度看了近一周，为这部不多见的有水平的作品而兴奋不已。阅读意见集中后，由省委主管领导拍板，派我代表进京汇报。两次汇报，各一上午。我讲了作品反映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表现生活的深度，人物形象塑造怎样的鲜明，以及由语言、文字等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独有特色等等。并讲省里领导特别交待要向出版社表达谢意：“《大刀记》的出版，既是出版社的一件重要工作，也是山东文艺界的一件不小的喜事。”汇报后，到老郭住的小屋，老郭说：“效果很好。他们都表示了十分的满意。让我按省里的意见稍加修改，书就可以出了。老苗，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我说：“你这部书有两个稀罕，一是100余万字的3卷本长篇，是建国以来不多见的；二是这几年人们已读不到一部好长篇了，你这是第一部。你一直没有离开生活，作品中不光生活气息浓厚，而且挖掘得深，我读农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少，但都没有这一次读得过瘾。”老郭说：“可以说是我大半生的心血！没拿出的还约有四分之三，它的总名叫《龙潭记》。”我说：“我估计，书出来以后会有不小的轰动。”老郭说：“出版社也这样想。”
在北京的几天，我瞅空去看望了几位老师。十几年没来北京了，又经过了一次大劫难，十分想念他们。先去看了臧克家，待去田间处时，我向老郭请假，他听了稍有些犹豫，声音很小地说：“好吧。田间也是我的老师，代问好！”说罢走开。我觉出他有些担心。在当时的气候下，做事不能不慎重。我若不同他说，他可以装不知道；说了，明确支持或反对，都不好说。我让诗友戈缨（另一位高平）陪着去看了田间老师，顺便看了王亚平。待打听清了陶钝地址（芳草地）准备去看时，一场政治风波在北京与山东之间发生了。省里李寿山带曲艺队参加全国调演，排练时请老乡、老领导陶钝去作一下指导，这下闯了祸，引起了“新政权”——国务院文化组权贵们大发雷霆，说这是重大政治事件，“不拜红线拜黑线，不拜红色权威拜黑线老头子”。李寿山被押回山东批斗。此时，省文化局给老郭打来电话，说李寿山问题性质严重，正在开千人大会批判，“老苗北京的熟人更多，去看谁了吗？”我正在跟前，见老郭脸色刷地变白，朝我会意了一下，镇定了语气说：“老苗……哪里也没有去。光工作的事就够他忙的了！”电话那边没再追问。可是，我心中一直揣个小兔，克家、田间名气比陶钝大，“新政权”若知道我拜了更大的“老头子”，那我会比李寿山更“黑”，我是“文革”第一批就抛出来的12名“黑帮”之一，“文革”前就挨过报纸点名批判，“文革”中又反复以不同名义折腾，是最后一个“解放”的，再发生了新事可是不得了。我感谢老郭替我保了密。老郭放下电话，什么没说，回到了自己屋。意思是，我给你保了密，你要是自己透了风，可是连我也得牵上。此时，我绝对不敢再去看别的什么“老”了，也怕已看过的，会不会从侧面透风？我想了一下，田间处没别人，可是克家处，在场的有程光锐、方殷等，他们能否无意中透出，被有意人听到？直到以后什么动静没有，我心中的“小兔”才放下了。我越想越敬佩澄清，在那种气候下难有的一种勇气，甚至来不及多想的一种当机立断，其危险程度不次于战争时期在鬼子面前的“两面村长”。我回济时，批陶、李大会还在开着，我赶上参加了一次，心想“寿山老李，我差一点也遭你这样一下子！”人生有好多不幸，那时躲过批判不仅是一次庆幸，内中的含义却值得久久回味。
《大刀记》于1975年7月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前夕出版。此书问世的成功，是那段沉寂岁月的一道闪亮。而多年以来又不断再版，证明了在特殊年代也还能留下好东西的。有眼光的作者与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配合着留下了有超越历史的生命力的艺术财富。在约30年的时间内，《大刀记》已累计印数280余万册。
当时省委领导和文艺界同行纷纷赞扬，鼓励澄清趁热打铁，拿出新的大部头佳作。老郭在人们的鼓励声中也沉静不下来，一头扎回老家乡下，继续大拚。在回家前，在泰安召开了全省文学创作会议，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会，省里老中青作家差不多都参加了，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也给大家鼓劲，要大家都“系上鞋袢大干”。会中我悄悄劝他：“你可是得歇一段，像田地，得有个冬闲时间。”后来他一场重病，落下身体的左一面不听使唤，住在千佛山医院，我去看望，他直叹气：“你劝我休闲一段，我真后悔没听你的劝！”我说：“人生谁也没有前后眼，还是好好治病。奇迹也会有，好些人都是治疗加锻炼，又大步流星了。”尽管这样，他在病情稍稳定以后，又默不声地大干了起来，先后拿出了《决斗》、《龙潭记》、《历史悲壮的回声》3个长篇和一些短篇及长诗《黑妻》等，也够得上硕果累累。实际上他在不能不休闲的时候，也没有一天休闲。在文坛耕耘中，他是以生命作犁头，澄清同志就是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可敬的形象。
（《大刀记》，郭澄清著，1975年7月出版社初版。文中印刷总数是原有的数，新近总数可参考有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