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贾平凹的新书《老生》篇幅不长，写了一百二十多次死亡。
第一个故事写革命时期，写了64次死亡；第二个写土改，6次；第三个写“文革”，8次；第四个写当代，46次。其中当代人的死法都很惨烈。
贾平凹对记者估计，自己这辈子都学不会打字了，手写将是他一生唯一的一种写作方式。
面对“贾平凹的字画现在比写书挣钱”的传言，他正面回应：现在上门求字画的少了，不，应该说，这个行当（字画）整个都没有了。
“那些人都是买了送领导的。现在轻易不敢送了，领导也不敢收了。”这让他有所悟：原来，从前购买他字画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了收藏。
在2015年1月21日《当代》杂志35周年的庆典上，经过现场投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获得该杂志评出的最佳长篇小说奖。
这是一部混合式小说。从193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借一个活了一百多岁的唱师之口，串起四个发生在秦岭下的故事：革命、土改、“文革”、当代。四个故事中还隔着一部古书：《山海经》。他借一对师生传道授业的方式，把自己对这部古书的解读隔在小说的章节之间。
《老生》有过去贾平凹小说里的商州味道，也有一些新玩法。“SARS”、华南虎事件和“爱情天梯”这些新闻事件，被贾平凹融进了书里。
22万字，120多次死亡
《老生》篇幅并不长，22万字多一点，却写了120次以上的死亡。
第一个故事写革命时期，写了64次死亡；第二个写土改，6次；第三个写“文革”，8次；第四个写当代，46次。他笔下，当代人的死法都很惨烈。炸矿砸死的，抢矿打死的，捡破烂的农民图财害命尔后被枪毙……最后，再加上一次死人无数的瘟疫。
“这场瘟疫最早从南方开始，然后传染到北京，又从北京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旦传染上就像患了重感冒，头痛、鼻塞、浑身发热、关节疼痛、咳嗽不止，导致呼吸系统功能衰竭而很快致死……”不难看出，这是在说“SARS”。
记者：全书出现的死亡有120次以上，而且和平年代的死亡人数好像跟革命年代差不多？
贾平凹：还真是第一次有人提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写死亡的意识，是按照故事要求，（人物）该死就死了。
革命时期是乱象。战争年代，大家对死亡没有啥感觉。和平年代，社会有序的时候，死亡就突出了。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战争，经济革命。这是另一种乱象，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流行瘟疫。乱象，主要指我书里写的第四个故事，那些人用激素、避孕药、安眠药、福尔马林和超标农药制造农副产品。肯定要遭到报应。
记者：《老生》这本书，革命那一段，让人想起《白鹿原》；土改让人想起《古船》；“文革”写到当今，想起《兄弟》。这其中，哪些生活是你熟悉的？哪些生活是你去采访的？
贾平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战乱、社会变迁，这些社会生活就是在那儿，作家必然要写这些事件，就像你吃饭我也吃饭一样。大家都在写这一段生活嘛。
第一个故事“革命”，基本都是听长辈们说的。我姨夫是秦岭游击队的头儿。游击队最早的头儿，就是书里病死的那个李德胜，是他邻村的人。
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时我还小。为了写这一段，我采访了好多人。土改在当时，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村庄，情况全都不一样的。“文革”前后我经历过，这一段我都比较了解。现代故事，我是了解一些的。
我采访的一个经历过土改的老干部，他给我讲，当时收金圆券，一夜之间就作废了。就跟朝鲜前几年的货币改革一样，一下子老百姓的财富就没有了。我把这一段写到了《老生》里。
我经历过当年粮票的作废。很多人家里藏了好多粮票，突然就没有用了。当时攒粮票得多辛苦，省吃俭用的。突然间一下作废了，也没有人给你补偿。我把这个亲身经历的记忆写到了这里面。
还有，那时候大部分地方尤其贫困山区，所谓地主都是勤俭积攒下的。你是贫农我是富农，我只不过比你稍微好过一点。那时候土改就是相互比较，稍微好过一点就是富农。其实要是拿到全国富裕的地区，可能贫农都够不上。比如我采访到的一个地主，农忙的时候要雇请人，请长工收庄稼。他给这些人吃白面，他自己和媳妇、孩子吃粗粮，都是这样的。当然也不乏恶霸。
华南虎、“SARS”与“爱情天梯”
在《老生》的后记中，贾平凹解释自己写《老生》的初衷：“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能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2008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的贾平凹被记者们围追堵截，要他谈谈对“华南虎”事件的看法。贾平凹多以“我不清楚”“你别问我”作答。
他把这件事写进了《老生》里。
2013年，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引发巨大争议，书中对新闻事件的大量取材、改写成为舆论焦点。有批评甚至称，“毫无技术含量的拼凑，是江郎才尽的末路狂奔。”余华本人则讲：“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记者：你在后记中写的不愿想也不能讲的事是什么？
贾平凹：比如革命时期的游击队。我看好多电视剧，都说游击队员是为了信仰参加的。但在我接触的游击队历史里，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字都不识，谁知道（信仰）这个词？就是拉杆子。只要你有一杆枪，你日子就好过了。生活贫困，社会把人逼急了，想把日子过好。这时候从延安过来一个人，组织大家慢慢起来，后来正式部队红25军过来了，有些人就跟着走了。
《老生》里写的雷布被一枪从后面打死，是从刘志丹的故事里受到启发。外面的部队开进来了，地方的游击队和外来的部队会发生好多摩擦，斗争特别复杂，特别残酷。
为书里面这个红25军经过秦岭的故事，我也做过采访。我去河南娄师的25军军部参观，知道他们从这里进入商洛地区。在那里他们被国民党围住，打了几仗，也特别残酷。他们给我讲了好多红25军的故事。
记者：为什么当年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不提华南虎事件，而这次要写进书里？
贾平凹：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后来我知道了，当时把这个责任都弄到周老虎身上，其实他背后是一群人。县上想弄一个保护区，省上也想跟国家要些钱。陕西有很多保护区，什么熊猫的、朱鹮的。当时拍老虎这个人想挣钱，大家形成了一个集体链条。2013年，为了写这本书，我专门去过一次。我们从西安到安康，从安康到镇坪。随同的一个朋友对周老虎特别熟悉，把我带到那个山上专门看那个环境，还给我讲了周老虎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新闻没报过的。
我一看，那个山太大了，光翻一两天可能都翻不过去，根本没法发现老虎，就是有老虎你也找不到。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密林，就是地广人稀。
这二十来年，中国人在商品经济大潮里，都脑子发热。能追求权力的追求权力，追不到的追金钱，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写进去很自然。
记者：在文学里写已经发生的新闻，不怕这些新闻挤压了文学的空间吗？
贾平凹：为什么文学越来越难？因为它不如新闻直接。我爱看新闻和纪实片，我觉得那更震撼，电视剧反倒不震撼。我有时也想，别人看我的作品恐怕也存在这个问题。
新闻进入文学很正常。1980年代，中国文学有一部分新闻的功能，媒体不发达，大家主要看小说。现在，中国是一个新闻特别多的国家，任何事情都逃不脱媒体的曝光，看你怎么个写法。
要长久地来看，新闻毕竟是新陈代谢很快的东西，昨天的事情今天就不说了。文学可以说几十年，上百年。它帮助人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新闻是拿个放大镜显微镜来看，看得更细一点儿。
咱都是大观园之外的人，但也想看看大观园里面
《当代》杂志社社长，也是《老生》的责任编辑孔令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贾平凹其实一开始想写一部《山海经》解读，她也表示支持。但一段时间后，他说：还是得写故事。
在《老生》中，贾平凹把现实与荒诞、神话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写，产生的效果令人忍俊不禁，又不禁哑然。过风楼公社的党委书记领头祭风神，焚香叩拜后讲话：“我们祭风神，祈求立夏后再不要刮大风，愿今年的庄稼丰收。但是，我们要整风，整治人的风气！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促进生产，力争在三至五年，过风楼要焕然一新，改变长期落后面貌，成为我县我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记者：后来为什么没有写一部解读《山海经》的书？《山海经》对你书中人物的世界观有没有影响？
贾平凹：我看过几个版本注释的《山海经》，这个字怎么读，故事怎么解释，书完成于哪一年，从来没有从更多的方面深入探讨过。我本来也想写一部书解读《山海经》。它是中国人思维形成的一个源头。但是后来我想想，毕竟咱不是学者。（写这书）得翻大量的资料，得从各个朝代的版本研究。咱也弄不到，也没有那种知识和精力。有好多字的读音我都不知道，我也得看专家的注释才知道啥意思。那些异形字，字典上还难找，只是明白意思。
我读《山海经》，跟小说里人物的世界观没有直接联系。我在后记里讲，《山海经》是一个山一个海讲过去，是平面的。到后面它有好多神话，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山水依旧，最多是改变了方向方位。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也是一个村一个村地描写过去，我也不给你加很多别的东西。《山海经》基本都是写动物，长什么样，什么特性。我写的是人。其实动物和人有很多共同的特性，一转就是了。
记者：这种荒诞组合的写作手法，会不会成为你今后写作的主要手法，或者是主基调？
贾平凹：这个是我的偶然之笔，不可能取代我惯有的写作风格。一个作家形成了风格，很难改变。
你观察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它是很荒诞的。如果一个人从我爷爷那一代活到现在，一百多年，回想这一生，他会发现自己干了很多很荒诞的事情。
任何东西，你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荒唐的。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又是很悲惨的。我这本书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很悲惨的。如果一个人从高空来看这些人，是很荒唐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文学性。
祭风神的故事，是我到太白山采访的时候，听当地人讲到的风俗。比如竹筒里放一根鸡毛，祭祀各种神，特别多。那个地方现在还是晚上结婚。他们说当年蒙古人统治的时候，谁家要结婚，新娘的初夜权要给他们占去。后来那地方的人为了躲避，就连夜结婚，起码把初夜权给丈夫。这种风俗，现在还流传下来。
记者：有一种说法，文学是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与转型的独特受益者。这个转型期过去以后，文学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兴盛了？文学的命运是将被稀释、被边缘化，还是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生存？
贾平凹：要从历史的角度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拿世界文学来讲，为什么拉美文学后来兴起了？因为这个地区百年动荡，就容易产生伟大的文学。中国也是这样。欧洲也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但平静的社会产生的作品，就没有动荡社会产生的作品新奇。
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有人叫我签名，拿着几十本我的书来找我，这些人最少五十来岁，一看就是年轻时开始读我的作品，一直读过来的。但是老的不停在退出读者阵营，死了、岁数大了，不关心文学了。这是人的天性。
年轻读者对你所写的一些东西，没有亲切感，这是自然的。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年轻人没有经过土改、“文革”。就像我们看外国作品，看1930年代的作品，看《红楼梦》一样。《红楼梦》咱也没有经过。就算咱活在清朝，咱也过不上那种生活，咱都是大观园之外的人。但是咱也想看看大观园里面。就像现在，我也爱看看写高官们的故事。我也进不去啊。人都有好奇心。有人看结构，有人看语言，有人看故事，各有各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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