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有名气的人很多，因为舞台、荧屏、展览、出版都是文化界的日常平台，所以，出名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行当。而出名以后，名气越大，关注度就越高，粉丝也就越聚集，文化名气的再提升，可谓几何级数增长了。
人一旦有了文化名气，就拥有了吸引力或是号召力，而且吸引力、号召力与名气的大小还成正比。这种吸引力、号召力是无形的资本，尽管无形，但在很多情形下都能变现。文化名人做事就比普通人方便得多，因为人们愿意接近他们，乐意讨好他们，也格外信任他们，连有权有钱有势的人都会有心结交他们，他们甚至在买房、吃饭、购票、排队等等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轻易获得优先权，而且这种优先常常还是别人主动提供的。
文化名人受人待见，当然不能都怪名人，这是一种大众心理，很难改变。但身为名人，如何善用自己的名气，却与名人们的道德修养、法律意识有关。
有的文化名流，他们以自身的名气为号召，或是投身公益广告，或是募集善款，或是为艾滋病人奉献爱心，其名气早已转化为正能量，鼓舞、启发、推动了社会的善行义举，成为大爱的一种符号。这种名气的使用可称之为善用，就是用好、用正、用得有社会价值。也有的文化名流洁身自好，淡泊名利，将自己视为普通人，拒绝各种场合的特殊照顾，把名气和积蓄一律回报给社会，以高风亮节留下了一世清誉。
在善用的同时还有一种“擅用”，即擅长使用自己的名气去为自己谋利。这种人一旦有了名气，就能将名气化为与权钱结缘的资源，用名气去结交位高权重者，用名气与各路老板来往，通过名气的牵线搭桥，谋取种种商业便利，实现权钱艺之间的大小交易。他们的胃口早已不在文化创造本身，而是扩充到各个经营领域，快速积累资本。有的凭借当权者对他们的特殊关照，顺利拿下远远优于他人的项目；有人依赖职能机构对他们名气的艳羡，获得最优惠的资金；有的依托那些老板粉丝对他们的偏爱，充当政商掮客，从中为自己渔利。假如不在公职队伍，文化名人做做生意，自然无可厚非，何况文化产品本身也有含金量，但这种“擅用”在名气的光环下往往失去控制，沦为滥用，滥用最容易涉嫌贪腐，最终身陷违法乱纪的泥淖。
在文化名气之下的贪腐，其欺骗性很强，一幅画、一件书法、一首歌词、一部剧本、一场演出输送的经济利益，常常界线模糊，既可以无价也可以天价。一些文化名流特别喜欢假手在这虚实之间，游走于法纪的空隙中；而一些有职有权者也乐于在这文化外衣的包裹中，间接完成权力的寻租。
其实，只要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文化之外，就不可能沉下心来创造佳作，满脑子都是权钱，就不会立意高远，不用说高峰，就是高原都登不上去。这大概也是文化乱象的根源之一。
文化名气原本是刻苦、才能、学识、见地、经验、天赋、机遇、环境的综合反映，有了名气是好事，但如果不善用名气，名气就会成为腐败的敲门砖、违法乱纪的保护伞、寻求特殊利益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