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洪烛，写过一本《美食家是怎么炼成的》。他说，自己不是美食家，只是饮食文化的票友。洪烛说，他写的美食故事，跟李渔、袁枚、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前辈相比，差老远呢！
尤其是汪曾祺，让洪烛领略到他的大雅，乃至大俗；而在他身上，大雅和大俗，从容地活在一起。汪曾祺喜欢在家中烹饪，觉得跟做文章一样刺激，讲究起承转合、绘声绘色、画龙点睛。这就是性格：烹调手段，和写作方法息息相通。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在平淡中出奇，在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中，流露出人性的光辉。汪曾祺美食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出对人之真性的赞美。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从地域上看,由故乡高邮到抗战时期求学昆明,后蛰居上海,再到“文革”中下放于塞外农场,最终长期定居北京。丰富的阅历加之汪曾祺美食家的品味力,各地的饮食文化在汪曾祺笔下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
如果说《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故乡的元宵》，是属于作者对童年故乡的温馨记忆;那么《昆明的果品》、《昆明的吃食》、《昆明菜》等就是属于对昆明的回味；而《豆汁》则是属于老北京的市井印记。作家似乎意犹未尽,还创作了《萝卜》、《豆腐》、《咸菜与文化》,虽是各地都有的食物,却写出了各地特有的风情。北京水疙瘩的甜,天津冬菜的脆,保定春不老的香……中国美食，在汪曾祺眼里是体现了一种自然的、无冲动的、永恒的神力，它体现了生命自身的含蓄、平稳的特征。
我每次读汪曾祺美食作品时，都会不经意就想起另外两个作家——沈从文和孙犁，似乎他们的作品中有很相近或相通的地方，或许是文中荡漾着的那层淡淡的诗意吧。汪曾祺笔下谈吃，既是在谈“吃”之俗趣，也在谈一方水土、一方风俗。
在汪曾祺笔下，食物有地域性格。如《胡同文化》一文中,汪曾棋写道：“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有窝头吃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了。虾皮熬白菜来了，嘿！”真是妙，把老北京的家常小吃写绝了！
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汪老对枸杞头有一段描写:“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近郭村的女孩子……女孩子也不把这当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这里，汪曾祺为故乡注入了宁静的诗意。
汪曾祺是个有“饮食境界”的人。所谓饮食境界,就是由环境、气氛和心境融合成的饮食情趣和品位。他以温婉风雅的文笔娓娓道来，写得很有“学问”。《故乡的食物》最能代表汪曾棋亲近“俗趣”的平民立场,“最是暖老温贫之具”的炒米、应急充饥的焦屑、端午节的鸭蛋、飘雪时的咸菜茨菇汤,还有虎头鳖、昂嗤鱼等,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家常餐饮。
《故乡的食物》有一段对蚬子的描写:“蚬子是我所见过的贝类里最小,只有一粒瓜子大。蚬子是剥了壳卖的。剥蚬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蚬子壳。蚬子炒韭菜,很下饭。这种东西非常便宜,为小户人家的恩物。”他对民间俚食，抱着欣赏和赞许的态度,从中体悟着普通百姓的生活情趣。汪曾祺的吃，是平民的吃、家常的吃,始终怀抱着对底层民间的亲和力。汪曾祺的美食文章，无不显示出对民间饮食情趣的挚爱。
而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中,知识与趣味的结合更是随处可见,他似乎对每一种食物的起源、典故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如《豆腐》一文,从北豆腐、南豆腐、豆腐脑、豆花、水豆腐到臭豆腐、豆腐干、拌豆腐、烧豆腐、扬州和尚豆腐、麻婆豆腐、昆明小炒豆腐、沙锅豆腐及家乡的“汪豆腐”，可谓知上知下，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让人进入了豆腐大观园。而文中那句“从苏州上车，买两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郑州”，读来更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汪曾祺美食美文的雅韵独步，能让人联想到明清小品的意蕴，如同古典的水墨画，淡雅脱俗，这是一种真正富于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感悟。诚哉，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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