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鸿生（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仁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廖 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核心阅读】
创作史诗性作品，作家除了要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外，还要具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
我们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的切身处境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实践中，有效地梳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掘、赓续、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脉和核心价值追求，并锻造出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艺术作品
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直面这样的现实，风险大，难度大，比那种狂欢式的写作要艰苦得多，需要作家具备相应的修养、勇气与思想认知能力
眼下的写作从单一宏大叙事到丰富的个体情感张扬是一大进步，然而也要看到，私人写作、个体情感要汇入社会主潮，才能共同描画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而其立场、视角、经验、技巧也可以为史诗创作增加血肉、真实感、新鲜度和丰富性
张江：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沛的营养和鲜活的体验。但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能够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实在不多，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更是难见。有高原而无高峰，碎片化、个体化、感官化的填充物遍地皆是。震撼民族心灵的精神气象，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合唱，几为绝响。何以如此？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当下文学缺乏史诗气象
白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我记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理论批评界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与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确是不争的事实。
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在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
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地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这是不具备大家气度与大家能耐的作者难以达到的。它要求作家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就自然带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与这种高要求相匹配的作家，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作家在知识储备上相对单一，在写作上多重视个人经验与个体视角，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在远离着“宏大叙事”，只是有“我”，没有“我们”，这是作家自身的问题。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趋于浮躁与实利，市场只在意作家的经济价值与作品的商业效益，只求“畅销”，不求“常销”，这样的环境氛围，势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史诗性作品的创作与生产。
史诗是民族的精神志
张江：文学也是历史，是以特殊方式记录人类成长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史诗，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优秀长篇史诗更是精华。为什么会有史诗？因为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记录他们创世开业伟大功绩的浩浩长歌，有记录他们灵魂追索和精神寄托的绝世交响。我们号召和渴望的，不仅仅是史诗的形式，更是史诗的气度和魂魄。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史诗。
王鸿生：每个民族都有其精神史。在不少民族那里，民族精神的密码，民族英雄的业绩，往往通过史诗的形式得以记载和传承。作为一种文化识别标志，史诗曾被喻为“一个民族的族徽”。而史诗的创世性、全景性、崇高性，则镌刻着一个民族的深沉记忆及其关于未来的恢宏想象。
众所周知，汉民族的史传是世界上最发达而完备的。从《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到历代续修的家谱、地方志，从古至今，国人的修史热情经久不衰。这种史传传统至少表明，民族精神志的记叙方式并非单一，史诗的形态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多元融合、亘久绵延的文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切身处境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实践中，有效地梳理、整合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掘、赓续和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脉和核心价值追求，并锻造出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对世界历史走向产生独特影响的重要机缘。
史诗是民族的精神志。当我们这样说时，并不意味着史诗是存放在档案柜里的已故祖先的精神卷宗。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史诗（包括生活的史诗）就发生在当下，但这“当下”却叠入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事实上，由于时间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过去与未来、记忆与希望就像自我与他者一样，总是隐秘地存在着交相启示、交互依赖、相互生成的关系。史诗可以从一个人的创作开始，但绝不会到一个人的经验结束。史诗的作者可能是单数的，但它所承载的记忆与希望则必然是复数的。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精神结晶，史诗叙述的伦理起点，就是从记忆开始，去重新想象生活，在历史中创造历史。
起源就在当下，历史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辩证的时间观，也是辩证的史诗观。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或盲目受制于线性进步论、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念的支配，那么人类实践的诸多可能性将不复存在，而新的史诗的创造也就无从想象。因此，深刻领会人类创世活动的永恒当下性，对于唤醒被解构、被耗散的史诗冲动及其现实表征能力，对于正在勇攀世界语言艺术高峰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讲，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优秀作家应为时代代言
张江：传统文学理论有个提法，认为作家应该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这有前人的道理。但也造成误解，将作家定性为局外人，只对现实做客观描述。事实上，任何作家都生活于时代之中，归属于社会。挣脱时代，与现实不发生任何瓜葛的作家不可能存在。优秀的作家，应该主动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在现实的潮涌中挥洒激情，记录和歌唱时代。
关仁山：写作者生活的时代，就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托，施展才华的舞台。因此，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作家的生命成长、人生感受，作家的下笔为文、艺术想象，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唇齿相依。而优秀的和伟大的作家，更是有意识地在做自己所处时代的代言人。
空前活跃的中国社会现实、丰富深邃的传统文化都在持续地给中国作家提供着写作资源。社会现实还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生活信息和人生信念，深刻地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当代的作家，要有与社会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意识，要在生活与精神的两个层面上，做时代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就需要以“在场者”的姿态切入当下，在时代大潮下直击时代命题，观察社会变迁，反映民众心声，讴歌人性光辉，写出社会生活的演进侧影，塑造充满时代光影的各类人物。
这些年我较多地关注农村现实，书写农村题材，创作了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我认为，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可是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当下最为撼动人心的变化，最具时代特色的潮动，都集中体现于当下的农村与农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经历着生活与心灵的震荡，每个人内心都有喜悦和激愤，都有焦虑和苦难，都有对未来的迷茫和向往。文学必须真实记录这个时代的前进足迹，反映改革给人带来的心灵激荡，包括欲望对人性的钳制，资本对灵魂的扭曲。这一切都为文学提供了丰盈而充足的创作素材。文学不能忘却精神的创造，不能忘却对人类的温情与关怀，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对时代的担当。文学有责任记录和反映这个伟大而复杂的时代。
今天的作家，首先要有面对现实写作的勇气。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直面这样的现实，风险大，难度大，需要一种超强的能力，也需要相当的勇气。这种直面现实的写作，比那种狂欢式的写作要艰苦，有风险。如果我们躲避的太多，必然在真实性上打折扣。直面现实写真实，需要作家具有相应的修养、勇气与思想认知能力。
如何深刻认知当今变动的现实与复杂的乡土，是横亘在每一个当代中国写作者面前的难题。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人格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要有强大的爱心，要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因此，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这其实是精神层面上的双向互动。作家所需要的这些精神力量，要经常补充，不断更新，办法就是要到时代的热流、基层的土地和普通的大众中汲取精神力量。这个时代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向前行进是主流，是大势，作家应与自己所处时代肝胆相照，桴鼓相应，只有这样，我们的写作才有意义。
我们的时代正呼唤史诗
张江：我们的时代需要史诗，呼唤史诗。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讲述，有太多的情感值得抒发。文学，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欢乐和忧伤、困顿和振奋、渴望和豪情，更应该写出党领导人民奋斗前行的伟大精神。史诗诞生的土壤已足够丰沃，现在缺乏的就是崇尚史诗、创造史诗的精神和品格。
廖奔：从闭关锁国到投身世界潮流，从保障自身存在到关心人类未来前景，从冷眼向洋看世界到热情融入全球和平发展，社会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民众由生存挣扎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蓦然回首，中国已经走过了昨天。
今天，渴念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经过百年革命已经挺立于国际大舞台，回望睡狮由觉醒到抗争到奋起的整个过程，我们已经能够拉开距离作历史性纵观：从抵抗列强瓜分，到反抗日寇践踏，到寻求正确发展路径——决定我们今天命运的中华民族百年轨迹可歌可泣。
于是，史诗的土壤出现了。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携带着厚重的历史和民族母题。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反映，揭示出复杂丰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内涵。原始时代产生创世性的英雄史诗，文明时代产生铁血性的历史史诗。一部民族史诗， 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历史，它因而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级的艺术范本。
今日之中国，历史巨变、社会转型、精神高昂、人性复苏，正是出文艺巨作的时候。史诗把历史、民族、宗教、人性话题全部统一于深刻的史诗精神之中，因而，我们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唤醒中华民族的诗史精神和史诗品格，寻求到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的叙事方式。我们如果能够克服偏狭、狷急、片面的视角，站在时代的立场、人性的立场、文学的立场，剩下的就是冷静、客观、平和地观察与写作了。
眼下的时代写作，从单一宏大叙事到丰富的个体情感张扬是一大进步，然而漫天飞舞的小时代、小情感飞絮，在满足了部分私人性审美需求的同时，也让人期待黄钟大吕的时代强音。私人写作、个体情感要汇入社会主潮，才能描画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而其立场、视角、经验、技巧可以融入到史诗创作之中，增加其血肉、真实感、新鲜度和丰富性。我们的时代，呼唤史诗。
张江：过去的30多年，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写就了一部伟大的现实史诗。但是，文学家的史诗又在哪里？有人说，文学的史诗当由后人去完成，理由是，只有与这个时代拉开距离，有了沉淀，才会有完整的把握，伟大的史诗巨作才会出现。这是推脱和逃避。任何一个时代，身处其中者体验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与其交给后人，通过历史碎片的打捞和形迹模糊的想象来组装今天的风貌，何不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用我们自己的笔，为这个时代作一份真实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