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

 

1893年的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北京一个“世代诗礼仁宦”的家庭。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学的是ABCD，却成为现代新儒家著名学者；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个世界会好吗？”1918年的一天，刚被聘到北大教书的梁漱溟，在与父亲探讨欧战新闻时，被父亲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这番对话3天后，问者便在对社会的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梁漱溟却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了自己的回答，在跌宕起伏的年代，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梁漱溟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培宽”、“培恕”，“宽恕”也许是梁漱溟对人生、对世界的信条。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这在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传承。梁培宽与弟弟培恕一向不喜抛头露面，为人低调。梁漱溟一生辗转到中国各地，前半生居无定所，所以很少有实物留下来纪念，只剩下著作书稿这些精神遗产。理科出身的梁培宽坦言，以前对父亲内心世界了解不多，退休后的20年里，他与弟弟的主要工作都用在整理父亲文稿上，这也让他重新认识了父亲。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梁家祖籍广西桂林，曾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祖父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做过皇史（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父亲评价祖父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他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建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不主张读经，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到北京的“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的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暴”；还有一自谦为“惰”；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父亲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亲眼目睹过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孙炳文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杀，他的儿子孙泱（注：又名孙宁世，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女儿孙维世都死于“文革”。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甚至两次试图自杀。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长文《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从此他进入北大，后来还陆续开授了儒家哲学、唯识学等。

后来在北大教授“新唯识学”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亲推荐的。父亲与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认识，踪迹密切，关系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学术上有重要分歧。父亲肯定熊老某些学术见解“因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同时明确指出儒家的学问“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这是父亲断然不能苟同的。

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父亲演讲而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父亲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当年冬天，28岁的父亲与同岁的母亲结了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父亲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皆是同事，有往来。1927年春，父亲得知李大钊连同一家老小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为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父亲提出“愿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相结合为一”的主张，早已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辞去了北大教职。

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制，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制，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才能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入手。所以父亲开始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并非仅仅解决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中国建国问题。

1927年父亲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的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会实验区之后，恰逢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创办者与主持人是彭禹连、梁仲华，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学院在河南开办时，省主席是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1931年，韩为蒋介石收买，脱离了冯，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建设，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父亲为研究部主任，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父亲在山东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推动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两次竟通宵达旦。

父亲与毛泽东的结识，最早应源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先生。父亲有位族兄叫梁焕奎，他曾推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他一同东渡日本。1918年，梁焕奎来北京就借住在梁家。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探望梁焕奎时常到梁家。而父亲在北大与杨同在哲学系，所以家里与系里都有机会碰面。那时，毛泽东借住在杨怀中家里，还没有同杨开慧结婚。父亲去杨怀中家里讨教，开门的往往是毛泽东。

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随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当时国共为争夺东北，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而当时民盟秘书长一职空缺，人们纷纷劝说父亲应首先参加奔走和平，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在国共高层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大为失望。许多记者蜂拥而来，父亲只是长叹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经典话语。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总是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现实政治中，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要失败。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聚会、谈话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相识的三五位学生。

“反右”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员”，在政协大会小会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我称他是个“老运动员”，永无“退役”之日。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毕竟，在公开场合被批评指责，总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66年8月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手迹，如蔡元培、梁启超的手札，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的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过了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1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漩涡。父亲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政治背景。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可是“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持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只要他一张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他本并不打算对外公开这篇文章，“以免有碍当时的政治运动”。无奈形势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1974年2月，父亲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在政协直属组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己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种种结果。

1973年，冯友兰先生发表“批孔”文章，父亲看到后，以为不值一读，对冯先生的“转变”极不以为然。父亲与冯先生的关系，始于北大。1917年父亲为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的冯友兰讲过《印度哲学》，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90寿辰庆祝会。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父亲参加其家宴，被父亲拒绝。事后，父亲给冯友兰写信，说明拒不参加是“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又经过一番周折，同年12月24日，宗璞陪冯友兰先生来父亲住处会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双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谄媚江青”之事。只是宗璞以晚辈身份半解释半慨叹，说了一些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与冯先生最后一次晤面的情形大体如此。可令人遗憾的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将此事误说为1974年，并称当时冯先生“悄悄地”去向父亲诉苦等等。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面貌便变了样。结果是冯先生家属不满，并招了许多议论“最后晤面”的文章，浪费人们的笔墨与时间。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划清界限。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知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靖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外祖母家是旗人。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的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出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记得1938年夏父亲在去重庆前，送我和弟弟到湖南衡山的姑姑那里。到了衡山，弟弟不肯留下，躲在另外一间屋子哭。父亲和姑姑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弟弟说要跟父亲去四川。父亲于心不忍，就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却是我在哭了。因为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我身上了。那一年，我13岁，弟弟10岁。我们上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感觉与父亲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换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于成绩分数。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就还给我，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再结婚。1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活非长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女士再婚。

我的继母毕业于北师大，当时在桂林任中学教员，一直未婚。事后见出父亲的这段婚姻并不如意，他们的共同语言不多，思想境界又有差距。写《最后一个儒家》的美国学者艾恺曾推想父亲后面的妻子“更合意些”，因为她的文化程度高于我生母，但事实并非如此。

父亲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都是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

对佛学的道理，父亲是“老而弥笃”。我们小时候跟他去寺院，从不见父亲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1942年，父亲自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许多人的讥评，说他狂妄、口气大。我理解他还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发此感慨的，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亲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急于躲避，父亲却一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父亲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亲因为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也是如此。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说：“火化。”1988年6月23日，父亲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