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写作对作家创作的描述往往是大处着眼和大而化之的，通常只就其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品论说，或将作家放在某个 最能彰显其文学史意义的时段，如此便难免“一本书主义”式的挂一漏万。比如李心田，因为《闪闪的红星》和《两个小八路》太深入人心，于是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也被读者简单深刻地铭记为著名的军旅儿童作家。事实上，从1957年在《文艺学习》上发表《我的两个孩子》开始，李心田先生笔耕不辍几十载，儿童文学只是 他创作起初的选择和日后写作的重要向度之一，在此之外，他出版有《梦中的桥》、《结婚三十年》、《寻梦三千年》、《银后》等长篇小说近十部，中短篇小说 《印满眼睛的房子》、《沙场春点兵》、《潜移》、、《老方的秋天》、《自己的日子》等几十篇，还有长诗《金色的花环》、话剧《再战孟良崮》等和电影剧本若 干，洋洋400万字，题材涉及军事斗争、社会万象、家庭婚姻、文化哲思多个层面，且其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完整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从伤痕到反思到改革文学 的历程，尤其是其改革题材的小说，以对改革现代性触动的异化现象细致的体察、对人物“边际人格”的塑造和一种“省世”的清醒情怀拓宽了改革文学的书写畛 域。可以说，在新文学史上，能够将童真盎然的“天真之歌”和凝重辛辣的“经验之歌”交响吟唱的作家并不多，而李心田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也是值得今天的 治史者予以重视的。
一
在《我和儿童文学》等创作谈中，李心田多次提到，他的“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具体而言，童年时与继母的一次小误会 成为促发他创作的诱因，因为“幼小的心灵是无暇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李心田儿童文学写作的特质也于焉可寻，他几乎不写梦幻的童话，而 倾力于现实的取材，这其中最能扣动读者心弦的是可以名之为“篱下”况味的一系列小说。
京派作家萧乾有《篱下集》，取“寄人篱下”之意，同名小说《篱下》即写一父亲抛妻弃子，母亲无奈带儿子投奔城里孩子的姨母家，开始仰人鼻息、饱受白眼的生 活。李心田的《我的两个孩子》、《夜间扫街的孩子》、《裹着铁皮的门》、《邻人之子》和《崎岖的山路》等篇在情节上与之类似，但是侧重不同：在萧乾那里， 他把一个率性天真的顽童推到世态炎凉的城市，是以乡下孩子天性的真醇衬托都会道德的伪善；而李心田则是推己及人，用一个又一个少年失怙失恃的故事，细腻地 体察缺失父母呵护的少年敏感又好强、渴望关爱又拒绝怜悯的内心。以《裹着铁皮的门》为例，新友父母双亡后与奶奶相依为命，后奶奶去世，被没有子嗣的二叔带 到城里收养，却不见容于二婶。二婶给家里的大门裹上铁皮，屋内的房门橱柜一一上锁，也锁死了期望在新家庭开始新生活的新友的心。终于在一个早晨，新友为了 尊严决定回到乡下，他推开了那裹着铁皮的大门，并“使那大门洞开着，敞在那里”。这篇小说并未着意营构新友遭受的肉体折磨，而用铁皮和铁锁的意象象征二婶 对孩子的冷酷和排斥，这种冷暴力对孩子心灵的威压甚至比《崎岖的山路》里三姑虐待岳勇的情节更让人觉得寒凉。
二
改革题材的小说是李心田创作的又一重心，是他1980年代写作致力最勤的部分。在参与这一文学大潮的起初，李心田笔下的改革健将和蒋子龙塑造的乔厂长不无 神似，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也如出一辙：改革者富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品德高尚，行事磊落；反改革的势力不但业务平庸无能，更在权势欲的烧灼下大搞特 权与阴谋。如《印满眼睛的房子》里的顾明山与王明利便是如此。这种由人物对改革的态度来决定其道德面貌的处理，不免让小说陷入一种浅俗的善恶二分法，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改革浪潮席卷中社会性、现代性与人性的复杂。应当说，由于作家在写作技巧和人物描画上的讲究，这种步人后尘的作品依然有着相当饱满的艺 术感染力，也获得了相对热烈的社会反响，但毕竟与此前作家表态的创作观——“在同一条路途上，谁深入到别人没去过的地方，谁就进入了新境”——相背离。因 此，李心田很快便转换思考的重心，为摆脱改革文学习见的简单化与模式化的弊病，他开始观察并追问在坚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前提下，如何面对 全社会为承负改革的重担而付出的代价。
李心田接下来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其人物都很难用单纯的褒义词或贬义词来概括，如他在小说集《潜移》自序中所言，他无意于再在“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面”上 纠结，而是忠实于生活去“如实地写”；与这种如实的态度相伴的是向人物的灵魂深处掘进的自觉，而不满足于只皮相地呈现改革中新旧势力各方对峙的错综，他力 图在这种错综里发现“中国人当代的精神力量到底怎样”；在对国人精神世界展开刻画时，他又力避一种真理在握的宣谕口吻，也不因时代意识形态的昂扬向上而失 察改革大纛席卷之下伦理价值的异变带给人的心灵悸动，真实写出了人们那种因急剧变革导致陷入边际状态而进退失据的惶惑感。
与作家审慎冷静、不无质疑意味的观照态度相得益彰的是他在这系列小说中娴熟运用地一种多视角的类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即把叙事者置于聚讼纷纭或杂乱无章的 线索里，以他的调查走访和探问，渐渐勾勒出人与事的样貌，比如在《模糊形象》、《流动的人格》里是作家范崇对主人公的调查，在《较量》中贯穿着老田对方生 的好奇，在《潜移》的后半部分黄非对何仲良一家腐败违纪情况的调查等等。此外，作家还有意把案件作为重要的驱动情节镶嵌到小说里来加重悬疑的效果，像《较 量》的结尾方生藏有巨款的保险柜被盗，《潜移》里黄非在调查时突遭车祸。作家采取这种叙事方式当然与他自言的“俗雅嫁接”的文学观念相关，更要者是可以散 点透视、多点聚焦，在一个人和一桩事上辐射出方方面面更多的人与事，使得他对世态人心的书写不只是一层一面，而是一个场域一个社会。
三
作为一位纵跨“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的写作者，时代的波谲云诡，文艺政策的更迭变换，让李心田的文学生涯也随之激荡回旋，百转千折：《闪闪的红星》 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但也因贴服极左的意识形态太紧密而饱受图解政策的质疑；新时期那些改革题材和军人题材的作品因观察的细致和角度的独到，为时代留下一 份珍贵的精神备忘录，但也没有纾解他对脑体倒挂、知识贬值的新现象的困惑；他在1990年代发表了《银后》，用完全通俗化的形式写“追星”“下海”，透露 出作家对社会与时俱进的追踪，也内含他对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和苟且与形上两种对峙的人生哲学的辩证思考，用他自己的话便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提倡‘改造 思想’，九十年代提倡‘换脑筋’，两者都触及灵魂，也都痛苦。”这种痛苦是一种苦觅出处不得而“蒙受撞击”的痛苦，在随笔《六十之惑》中，他说：“60岁 左右的人是个上下接轨，而又衔接不起来的人。原来那条轨道废了，……新的轨道是软的，又横七竖八，也就不敢在上面运行。便只好在那接轨处蒙受撞击。”但他 没有因痛苦和困惑而停步，又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结婚三十年》和《寻梦三千年》，以一种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立场的艰难回返，来对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以 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与角色危机做出正面的回应。尤其是被作家本人命名为“思辨小说”的《寻梦三十年》，以“从古代周公写到当代周公”的心志， “跋涉三千年”，为杯葛“皮与毛的关系”的知识精英铸魂，堪称一部阅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激愤之作、良心之作，也是老作家坦陈政治灵魂受流毒侵染的 反思录与自白书。
《寻梦三千年》用现实境遇与历史回溯交织并行的方式结构全书：现实境遇部分围绕某省社科院院长何之光不畏强权，坚守科学精神的底线，在本省经济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汽车企业上马等问题上与省委书记郑德铭和省长田恭等发生矛盾，信而见疑，终获罪遭免的主线来写，既扫视官场生态的异变，也连带出精英聚集的社科院内 以陈白川和顾非为代表的两类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映现出的人格裂变。历史回溯部分，作家则自由无拘地放纵笔墨，将周公、孔子、屈原、管仲、嵇康等前贤壮志难 酬的入世情怀和忧愤伤生的悲悯气质有机地融入小说，既构成对现实境遇部分的映衬，也显现出作家对自古以来富有人格硬度的知识分子精神谱系传承赓续的自觉。
小说最有突破意义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回溯并不一味拟古，更有对其教训并不久远的共和国史上荒诞的人与事直面的回顾，比如老舍在“文革”中含冤自沉，马寅 初的新人口论在群氓叫嚣中被批倒批臭，作者的同辈人、作家王蒙打成右派被迫远赴新疆等，这些人物事件的穿插当然凝聚作家感同身受的愤怒和控诉，但更要者是 以见证者甚而是同谋者的锥心之痛带出急迫的反思和拷问：为何三千年来，从昏聩腐朽的奴隶制递进到指向光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众嚣、独具我见”的忧国忧 民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境遇居然原地踏步并未有质的改善？
何之光是小说中最主要的“寻梦者”，如方家所论，他“身上的思辨色彩大于生活色彩，他也就作为一种载体承载了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与其将何之光作为一 个现实典型看待，倒不如“将他视作三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体脸者和现代理性的体现者”。小说有意将其安排为马寅初的学生，在1959年批判马寅初 时，他起初“运而不动”，但还是免不了政治狂飙的席卷与拨弄，也因此，他在拨乱反正之后对知识分子操守和独立思考的空间的维护是带着忏悔和自省的。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何之光仍然具有传统士人的气质，他融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于一身，且洋溢着高昂的道德理想主义，很符合利奥塔定义的作为社会正义与良心征象的 “普遍主体”。联想到小说写作的时间恰在20世纪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催生的市场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并局部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阶层属 性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也顺时而动，“普遍主体”式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逐渐式微，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让单纯以知识生产服务社会的技术 知识分子开始如鱼得水。这样来看，何之光的“寻梦之旅”更像是一场刺向风车的悲情之旅，因为梦醒之后的何之光将发现属于自己的路将越走越窄。然而，在文学 的意义上，何之光让读者见证了一个追梦人深切而执着的精神热力，这个现代性意义上的“元知识分子”对于今天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中且已经被相对主义和消费主义 体制化的我们依旧有着巨大的警策意义和制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