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作家龚静染到乐山市档案馆查阅史料，第一次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关于李劼人的东西。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就在他面前，让他感到非常惊喜。在小心翼翼展开它们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李劼人刚刚离开不久，那些墨迹中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就在那一刻，龚静染下定了决心要完成一部关于李劼人的著述。这也是龚静染最新非虚构作品《李劼人往事：1925-1952》的由来。
传奇李劼人：创办嘉乐纸厂担任董事长
李劼人一生颇为传奇，写作、经商、从政均有建树，这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极为少见。其中经商的时间最长，占据了人生的重要时光。在龚静染看来，“三者密不可分，可谓是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
在龚静染看来，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时间。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而这是之前的研究者没有足够重视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于深山，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过去，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作品文本展开的，鲜有对特殊环境下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与作品之间深层而细微关系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不仅相当重要，也非常有趣，而我做了一件从源头引出活水的工作。”
李劼人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一职，时间长达27年之久。乐山市档案馆里保存了李劼人这段人生经历最原始、最丰富的档案史料。对此，龚静染迅即意识到，这是一次与历史的相遇。“我当即放下手中的写作来专做此事，认为没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由于资料庞杂，加之文件年代久远，辨识和梳理工作量很大，龚静染花大量时间泡在里面。
虽然辛苦，但龚静染心存感恩，“我要感谢那个漫长的夏天，在无边无际的蝉鸣声中完成了李劼人经营嘉乐纸厂期间的档案查阅，这无疑是一次独身前往的历史寻访，而《李劼人往事：1925-1952》这部书呈现的几乎就是那个夏天的全部收获。”后来龚静染得知，这批档案史料的命运颇为曲折，它是在1990年代末嘉乐纸厂破产后，从一个多年未开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据说差点就卖给了收荒匠。让龚静染震惊的是，“这些史料被发现后也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回音稀落，问者寥寥。”
整理档案史料是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竟达两年多时间。龚静染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写、归类，常常弄得两眼昏花、头晕脑胀。虽然不胜其苦，但他收获很大，“我写的这本书中诸多细节都是在这些史料里发现的。通过这些史料，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现了出来，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个过程中，他陆续寻找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他们都已过世，但从李劼人、陈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谢勖哉、杨新泉等后人和朋友处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丰富和补证了不少史实。
等做完这些工作，龚静染进入了写作阶段，时间又是一年。这中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足不出户的生活正好给了他安静的写作空间。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一气呵成。当时商务印书馆丛晓眉女士来成都，正是金秋时节，临时起兴到菱窠参观。那天漫步在小院中，记得是正好走到李劼人塑像前，丛晓眉突然对龚静染说，“这本书就交给我们来出吧。”龚静染感慨道，“2021年春节前，书稿顺利进入编辑流程，现在想来，又觉得是种缘分。”
2021年10月底，《李劼人往事：1925-1952》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封面新闻记者先读为快。在书中，可以看到李劼人在1925-1952这27年间的工作、生活细节。比如他如何去找投资拉赞助，如何找造纸材料，如何去江浙一带、昆明旅行。在此期间，李劼人也迎来了他文学上的辉煌时期，开写《死水微澜》《大波》等，构建小说中人物原型来源、写作细节、灵感源泉等等。
李劼人的这段经历与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故事之间的关联，让人看到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有着神奇的互相印证。也看到成都东郊李劼人故居“菱窠”修建的细节，以及抗战期间李劼人在成都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叶圣陶、朱自清、沙汀等人来往。还看到嘉乐纸厂救助内迁到乐山的武大教授。抗战时期，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在乐山武大读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写到她到嘉乐纸厂参观，看到很多漂亮的纸张册子的兴奋。朱光潜、苏雪林等人还入股嘉乐纸厂。可以说《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不只写李劼人，还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近百年前的时代。
李劼人的遗憾：未能完成长篇小说《急湍之下》
李劼人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那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间，他不少优秀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时；另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也就是说，李劼人真正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一时期，而这两段又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飞跃。
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中，龚静染更多讲到了李劼人的遗憾。在龚静染看来，李劼人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但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到1952年，嘉乐纸厂实行公私合营后，他当了成都市副市长，就更没有时间和心境去从事文学写作了。”但李劼人究竟没有忘记文学，仍然把文学当成安身立命的依据。到了晚年，他还在酝酿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
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写道：“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在《大波》写完，准备写下一部长篇（现尚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大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这部书稿的写作计划，而此时他已七十高龄。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给舒新城的女儿舒泽淞的信中写道：“在将此三部曲写完后，拟另起炉灶，写一部反映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的东西，名字尚未拟定，暂时名之为《急湍之下》。到底拟写几本，亦未定。预计总不能少于五十万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李劼人就去世了，写作此书的计划也就成为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
显然，晚年的李劼人还想让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延续，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完成夙愿，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损失。在他一生中，有大量时间用作了经商和从政，他的挚友魏时珍认为这耽误了不少时日，为之惋惜。“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
未写出“不能少于五十万字”的《急湍之下》，也许是李劼人最大的遗憾。但龚静染进一步思索，“这样的遗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李劼人所独有。纵有如椽巨笔，在时代大转换之际，无论是名噪一时，还是泯没于尘，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现于今世，作品的命运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李劼人是否真的如魏时珍所说的在人生选择上稍有退让，就一定有更大的文学成就呢？”
龚静染这本新书或许就是一种解答，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遗憾”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李劼人。
寻找李劼人笔下遗失的故事和人物
这些年中，关于李劼人在文学史上被严重遮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远离文化中心，惯用方言写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义色彩重……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传播不畅的原因。而现在人们逐渐发现，其作品流淌着现代文学的优秀基因，是中国比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写作，他应有盛誉远在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上。不过龚静染在《李劼 人 往 事 ：1925-1952》中并没有讨论这些话题。他很清楚自己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寻找李劼人先生笔下遗失的故事，以及那些早已沉睡的人物。他也深信这本书在使用新史料的丰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李劼人研究将不无助益。
龚静染还忍不住试想，如果李劼人按他所愿完成了“十部联络小说”，他一定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而其中的一部必定会写到嘉乐纸厂这段，对于栖身工商业多年的李劼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题材，也是他人生无法绕过的漫长时光。“但这个设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时隔近60年之后，特别是在他诞辰130周年之际，用这本书来纪念李劼人先生，却多少是个弥补。当然，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份岁月的苍凉而已。
(张杰 李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