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
01 语言与意识形态相互制约
从《蒙特雷随笔》中我第一次读到，叶子南先生和我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学英语的，在那些最需人指点、提携的日子里 ，几位先前不认识的长者，却在不同的地点场合，古道热肠地伸出援手，让我们迈出第一步，乃至终身受益。他起步早，面也更宽。我还只是“躲进小[阁]楼”，自娱自乐地背一些英语诗的时候，他已开始为《柳叶刀》翻译医学论文了。
不过，他也提到了我们共同读过的书，如《灵格风英语教程》（Linguaphone English Course）。“这套书共三册，第一册橘黄色，第二册粉色，第三册则是绿色，另配有彩色薄膜唱片，纯正的伦敦音拨动着当时资源匮乏环境里学子们的心弦。”恢复高考后，我们都成了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到美国后，他的学术生涯和我的不完全一样，他偏重的是语言学、翻译学，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尽管这些学科之间关系还相当密切、甚至互补，却又要过了许多年，绕了大半个地球，才机缘凑巧，我们都成了广西大学的君武特聘教授——一见面，还真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感觉。
在这本集子中一篇题为“远从硅谷望江南”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警言：“语言的功能依旧，语言使用者的视角却变了。”他举了现当代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例子进一步加以阐述，“你与朋友的千金聊天，豆蔻年华的少女，竟侃侃而谈未来致富的梦想，甚至毫不掩饰地告诉你，希望嫁个有钱的郎君，惹得朋友哈哈大笑。你知道那是孩子的戏言，于是也跟着笑起来，但心中总感到若有所失。”
一般来说，说语言与时俱进是褒义的，但在特定的语境中，也能指向相反的一面。语言使用者的视角变化是怎样因为“时”的变化产生，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思考。我因而想到中文中的一个新词“颜值”（容颜的价值），或许也可以说是一例，证明在物质主义的侵袭下，语言使用者的视角变了，容貌成了可以用金钱衡量、定性的价值。这与叶芝“当你老了”一诗中那种浪漫主义境界截然不同——“但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也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悲伤”。因为物质主义，那些网红脸在电视前喋喋不休说着“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显然，不少年轻女性，还真乐于把自己的颜值到商品市场上去交换，换回物质主义词语系统中所认可的高档商品。语言与意识形态(或discourse)其实是相互制约的。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不仅仅是人说语言，同时也是语言说人的辩证。
02 真正的故乡并不存在
《蒙特雷随笔》中有几篇关于怀旧的随笔。身居异国它乡，我也深感怀旧的无可奈何。随着上海老家房子的拆迁，也平添了“不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的感慨。叶子南身上更多江南才子的风范，在“解构乡愁”一文中，如“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诗情画意洋溢于笔端，但他又不仅仅止于此，他把怀旧解构了，更建构出了新意。他在“远从硅谷望江南”那篇文章中，引用了哈佛大学教授斯韦特拉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的话，来展开阐述，“初一看，怀乡是对一个地方的向往，但实际上，它是对不同时代的怀念，对童年，对梦中更为缓慢的节奏的怀念……怀乡思旧情怀其实是对现代的反抗，是对进步[变迁]的示威。”他也感悟说，“因此怀乡者不必锁定某一特定的空间作为怀念的对象，我60年代经历的江南是我怀念的故乡，但它也许正是我的父辈感到昨是今非的地方，因为在他们梦中看到的是一个更纯正的江南，因为真正的故乡其实并不存在。”
最近这些日子里，我常在网上读到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怀旧，也时有“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的戚戚之感；可又想到八十年代初，我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时，他却对三十年代的新诗创作的盛况怀旧不已。诚如叶子南所说，“怀乡是对已不存在，或者说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家园的一种怀念。怀乡是一种若有所失、流落他乡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满遐想的浪漫情怀。”
03 江湖侠骨恐无多
集子中却还有一篇更让我惊讶的文章：“江湖侠骨恐无多”。初识叶子南先生时，隐隐觉得他比我更多书生气，未曾想到他也写有畅谈武侠精神的文章，言前人之所未言，读来发人深思。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游侠张翠山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江湖上各路英雄逼他说出金毛狮王的下落。一边是武林各路人马，要翠山交出一个恶魔，可以说求之有理，加上人数众多，是武林中的‘主流’。另一边是罪行累累的恶魔，已失去了道义，惩处这样的人理所应当，张的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偏偏张翠山和金毛狮王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交出金毛狮王在江湖上是顺应主流的 ‘民意’，可那样做却是背叛金兰之义。张翠山选择了金兰，背叛了‘民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在翠山拔剑自刎，夫人随即自杀后，一个壮烈的场面展示在我们面前，顷刻间我在壮士的血泊中悟出了侠客的定义，也看到了现代人最缺少的精神气概。”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人们会同时受不同的、甚至相互抵制的意识形态或言语体系（discourse）的影响、驱动。“侠有自己的标准。当侠的是非观与主流并行不悖时，侠便愿意与主流携手共进，侠的头上也会有一顶皇冠。但侠却并不在意这种荣誉，更不‘恋栈’，因为他知道，侠的行为大体上是和主流相悖的，他所代表的精神也总是和社会的风气背道而驰。”“侠以武犯禁”说的多少也是这意思。确实，张翠山一方面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在“边缘性”的江湖意识形态中成长，到了某一特定的时刻场合，这两种意识形态突然再也不能兼容共存，他就只能拔剑自刎了。这正是金庸笔下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可信性与悲剧性。
叶子南这里所思考的恰恰是我在读武侠小说时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一点或许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写得更见精彩。十来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金庸先生与他夫人特意在香格里拉酒店赏饭。我是金庸的超级粉丝，激动得说话都结巴了。在酒店里嘈杂人声中，我还是试着告诉金庸，《天龙八部》中写少林寺前，萧峰、虚竹、段誉这三位结义兄弟奋起力战群雄的一段，是我最喜欢的场景，也可以说是金庸的形而上学，却在武侠小说的形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虚竹]在人丛之中，见到萧峰一上山来，登即英气逼人，群雄黯然无光，不由得大为心折；又见段誉顾念结义之情，甘与共死，当日自己在缥缈峰上与段誉结拜之时，曾将萧峰也结拜在内，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与段誉大醉灵鹫宫的豪情胜慨，登时将什么安危生死、清规戒律，一概置之脑后……虚竹胸中热血如沸，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的，提起皮袋便即喝了一口，交给段誉。”虚竹是个虔诚的和尚，佛教的言语体系融入、决定了他日常的一言一行，但在那一刻，义兄、义弟重义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侠义精神唤醒了他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江湖义气的言语体系一下子在他的存在中占了压倒性优势。于是，虚竹“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与兄弟们痛饮烈酒后，也冲杀了上去。还有一段是在书的结尾处。萧峰曾得到少林寺扫地僧的极高赞许，“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如此大仁大义，不论有何吩咐，老衲无有不从。不必多礼。”此刻，萧峰力阻契丹入侵宋国，在雁门关前生擒大辽皇帝，逼其退兵后，却又说了一段话。“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许多人低声议论：“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与上面叶子南先生评论张翠山的一段如出一辙。萧峰是在挣脱不了对立的言语体系在他内心来回厮杀，只能自尽了。这超越了武侠小说的江湖恩义，同时也把萧峰的命运上升到了希腊悲剧的高度。
04 翻译怎么学？
作为一个翻译家，叶子南在文集中多次谈到翻译怎么学的问题。在他看来，当然可以买一本谈技巧或说理论的书，边看边学。不过，翻译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最好的学习方法还是在 “误中悟、错中学”。技巧甚至理论看一点并无不妥，需看得“得法”，也能如虎添翼，但只是邯郸学步，就难免被羁绊。很多教程之类的书总是用理念引导，规范多于示范，而对初学者来说，对实际翻译的分析更有效。他的这些观点我十分赞同，像我这样自学英语出身的，记忆中没有看过一本翻译理论书，就摸索着开始翻译了，然后在翻译的实践中，再看些理论，慢慢从领悟中再学习，提高。
不过，他在“简评汉译本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这一版本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无疑是可喜的事）引用的一些诗歌翻译，我却有些不同的想法。如在辜正坤译的《哈姆雷特》中著名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段译成了这样，“苟活，还是轻生？此问愁煞人。/莫道是苦海无涯，但操戈奋进，/终赢得一片清平；或默对逆运，/忍受它箭石交攻，敢问，/两番选择，何为上乘？”
我没读过太多的翻译理论，但在我看来，这段译文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原文的把握、翻译得不尽精准，如“苦海无涯”在原文中是“一片汪洋似的麻烦[或问题]”，此外，“苦海无涯”在中文字面意或联想引申意上都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终赢得一片清平”在原文中是“通过反抗，来终结这一切麻烦”，译文中的“一片清平”似是无中生有。二是译文半文不白。英国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曾强调过，诗歌一定要用活生生的（或鲜活的）语言来写。卞之琳先生就用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把这段独白的第一行译成了，“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莎士比亚这一段并不押韵，辜正坤或许是硬要押韵，才采取了这样的译法。我们前面提到过，每个读者——也包括译者，都会因自己不同的经历，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在翻译中有不同的取舍、追求。这一方面也是我要求教于叶子南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