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贾大山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小说集，这在今天的文坛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当然，这与他的英年早逝有关，更与他的谦逊淡泊相系，这是一个自甘寂寞、埋头写作的作家，是一个能守住自己的人。但若由此认定贾大山就是一个调和冲淡的作家，却是极大地误读了他。在贾大山身上，当面对个人的名利时，他淡泊达观，什么都可以让出来，并不在意一己的得失，但一旦面对文字与人物共同构建的文学世界时，他却积极入世，决不以中庸调和妥协含糊为文做人，这是他从不放弃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他又是宅心仁厚的兄长，总是善解人意，留有余地，其怒目金刚的品格，落在字面上，又多是绵里藏针，吹糠见米。
这就是时隔30多年之后重读贾大山的小说，仍觉其有深意在的原因。比如《取经》，这部发表于1977年《河北文学》、当年即被《人民文学》转载，并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可看作是贾大山的代表作，但若仅从获奖的意义来认证它的价值，可能仍会有低估之嫌。小说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革”结束，农村重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幕。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大会上，李黑牛介绍经验，而引出王清智的脸红，王清智为什么脸红，而引出张国河的介绍、赵满喜的介绍，小说以小标题的形式层层推进，不仅布局构思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行文自然，娓娓道来，其白描手法可见作家对中华文化朴素内蕴传承的功力，而这些艺术形式之外，最让人震动的是小说试图表达的一个核心，王清智反思道，今天咱向李庄学习的经验，正是去年李庄向咱学习的经验，人家所坚持的，正是我们所扔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四人帮”干扰破坏是主要原因。可是，李庄呢，不是处在同样的干扰破坏之下吗？老王继续找结论，或者是作家帮他找原因，第一层，“我这个人善于务虚，人家黑牛善于务实”；而第二层，也就是这部小说的结尾，老王的结论又向着新的层面拓进，这就是那两句念出的诗文——“要学参天白杨树，不做墙头毛毛草”。不要小看了这个结论，如果说，第一层的原因还只是实与虚的性格原因使然，那么，白杨树与毛毛草之喻，则早已进入了人格探究的层面。当历史环境、政策水平诸种都由于某种局限而限制了生产力或者经济的发展时，我们的人格精神是否也在委靡矮化，更大地成为我们民族进一步前进的障碍呢。这，才是老贾在这部小说中想望透露并提醒我们的东西。他在对“随风倒”的人物做评判的同时，更意在寻找人的精气神。
这种对于人格建设的觉悟，在他的诸多小说中都能得到印证。《花市》里写到的那个县城卖花的姑娘，“不过二十一二岁，生得细眉细眼，爱笑，薄薄的嘴唇很会谈生意”，就是这样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其身体里却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小说围绕着一盆令箭荷花，先是老大爷与姑娘讨价还价，两人从15谈到10块，又议价12块，而半路杀出个年轻干部，他看上了这盆花，要以12块成交，并与老大爷争了起来，如果只是价格之争倒也罢了，关键是这年轻干部竟然意图动用行政手段，他问老大爷是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小说写到这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一回，人们没有笑，乡下人自有乡下人的经验，他们望着年轻干部的脸色，猜测着他的身份、来历”，继而纷纷劝老大爷将盆花让给年轻干部，“只当是学雷锋哩”，年轻干部趁势交过来了钱，但是卖花的姑娘不干了，她“冷冷地盯着他”，这时，老大爷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愿出高价买花，年轻干部也不停地加价，“姑娘好像生了很大的气，瞪了老头一眼说，‘你干一天活，挣几个钱，充什么大肚汉子呢！十五不要，十四不要，十二也不要了，看在你来得早，凭你那票子新鲜，依你，十块钱搬走吧！记住，原产墨西哥，免得叫人再拿扇子拍你！’”短短的对话，将一个不认钱也不认权的仗义正直的女孩子，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小说结尾，当那位企图仗势欺人的年轻干部用扇子指着姑娘的脸说不出来话时，姑娘的反应也甚是干脆，“我叫蒋小玉，南关的，我们支书叫蒋大河，还问我们治保主任是谁吗？”写作到了这一步，已不仅是展现社会万象、世情百态，而是在刻画人物时将一种聪明智慧、高尚纯洁的品质书写了出来，而这种可贵的品质，也正是现代人对于“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文化人格的传承。小说发表于1981年，写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积极投身于改革的事业中，而改革，不仅仅是物质水平的提高，对于精神人格的重铸与提升，人的现代化，同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所在。由此，我们看出了一个作家出自本能的爱国护民之心，同时，也展现了一个作家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对于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自觉责任。《花市》这部小说曾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材的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我想，它的用意，并不只在于对于人物描写与人物对话的语文教学，而在于对于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子身上所蕴藏着的巨大人格能量的挖掘。这种“立人”的书写，这种对于正直人格的弘扬，即使这部作品的发表与我们已相隔33年，它也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笑微微地站在百花丛中，也像一枝花，像一枝挺秀淡雅的兰花吧？”《花市》里的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中国文学中的许多具有正直品性的女性形象的浓缩。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乏这样的人格形象，远的不说，同为河北作家的孙犁，其笔下的乡村女性便是果敢而可爱的，无论是春儿、九儿、浅花还是小满儿，她们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期期艾艾，虽身处边缘，却丝毫不影响她们的宽广的胸襟，她们平日里相夫教子，过着百姓寻常的日子，但是大义大节当前，她们绝不含糊。因为有这样的共同点，所以，孙犁曾言，“小说爱看贾大山，平淡之中有奇观”。我曾想，贾大山的小说再平实不过了，很接地气，好像和“奇观”之类挨不上边，现在想来，这个“奇观”可能正是指贾大山作品中的这个核心。我们如若无视了贾大山小说中人物的精气神，那么，我们可能真的是错过了真正的贾大山。
说到女性形象中的文化人格，《劳姐》也是这一谱系中的一个。小说从1975年清理农村超支欠款，老杜负责董家湾写起，董大娘劳姐的女儿家有困难一时还不起，劳姐设法去找老杜说明，没想老杜面对面时装作自己不是老杜，但是劳姐仍抱有信任，她说，“我虽没有见过老杜，可我听说过老杜。当年县大队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办社也有老杜。共产党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只要我摸着老杜，把情况说明了，看哪个小子再敢欺侮我！”党就是百姓的靠山。这是对于党员干部怎样的信任！然而老杜的行为辜负了这个信任，劳姐伤心地哭了，她刨了枣树，卖了麦子还了款；但在有人贴大字报整老杜的黑材料时，劳姐却将枣树与麦子一事隐藏了起来，保护老杜，决不对老杜落井下石。当外孙女事后问姥姥你怎么撒谎时，劳姐的一席话让人动容，“我虽没有摸着老杜，可我听人说过老杜。当年县大队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办社也有老杜。共产党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他不好，兴老百姓骂他，不兴他们苦害他……”而当十年浩劫结束，老杜又恢复了工作并想借住劳姐家完成对董家湾的蹲点时，劳姐却以“不认识”给拒绝了。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老杜说，“现在不留我们不怕，好在是和平环境嘛。”于此，小说一波三折，但又非常简单，它并没有把党群关系这样一个道理说得深奥无比，而的确是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恪守中道、立身周正的劳姐形象，这个可敬可爱的老百姓，她对于党的信念，她的善良厚道，都正是我们人民最优秀的品质的体现。但是作家并不止笔，贾大山的笔锋在此透出了他的犀利，“在她心目中，老杜是党的人，是老百姓不能缺少的领导人；可是，在老杜的心目中，她占据着怎样一个位置呢？”贾大山小说中的这个提醒，写于1979年，但放在今天仍有它非凡的现实意义。
这样的百姓，这样的人的精气神，在贾大山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年头岁尾》的大栓娘，《中秋节》中的媳妇淑贞，《小果》中的姑娘小果，《干姐》中的于淑兰，当然还有《赵三勤》中的赵小乱、《拴虎》里的拴虎，还有莲池老人、老曹等等，贾大山写人物，倾注的深情与爱意，字里行间，溢于言表，这当然与他的弘德以善的文学信念有关，同时，也是他置身的立德、立功、立言中华文化传统中对于自鲁迅始的新文学“立人”传统所共同造就的。但贾大山之所以成为贾大山，成为作家中的“这一个”，他的写人又不只是单纯地写人，深读之后，你会发现，他作品中寄寓的人民性是朴实而深刻的。而这个人民性，他总通过具体的对比写出来，因而避免了某种口号之虞。《取经》是对“随风倒”的人物的讽喻，《花市》中的卖花姑娘更是不畏不惧，坚持正义，《劳姐》中的劳姐对老杜的态度，则提示了老百姓的不可欺，《拴虎》中以对贫穷代表社会主义一说的清理，而从一位老师的眼光观察拴虎的成长，说出了“贫穷的孩子不嫌贫，也并不爱贫吧？”的道理。当然，这个人民性，是关切于人民利益的，《劳姐》中说得很明白，当违背了人民利益而只为了完成某项并不完善的条文政策时，是会伤害人民的心的；而《年头岁尾》中，也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如若满足人民的意愿而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人民是永远会在心里惦记着的，确如欢欢喜喜磨着豆腐的大栓娘和王有福，他们说，“活该他们打不倒”，正是这个道理。
(《贾大山小说精选集》，贾大山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