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同年同月出生的女儿和女婿要结婚了，他们把婚礼的日子定在国庆节。
那一天，金风送爽，蓝天祥光。应邀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满满地坐了15张桌子，整个过程是委托一家婚庆公司操持，业务娴熟的他们，安排的堪称无可挑剔。来宾们恭贺祝福，喜笑颜开，场面好不热闹。轮到我代表两家人讲话了，动情处竟然哽咽难言。大喜的日子里，为什么会流泪？事后诸友总记着那天那事，并且有多种猜测，直到现在还时有朋友善意地念叨那天的情景。
那一天，我真的是一下子想了很多，想到了28年前我和妻子的婚礼，想到了女儿刚出生时的家庭窘况。那眼泪便蕴含了这诸多感慨。
想想那时候，看看这时候，两厢比较，怎能不心生感慨呢？
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我是利用从部队回京休探亲假时完婚的。那时候，没有仪式，不讲排场，更不时兴迎娶的车队和伴娘伴朗。我们则更是简单，由于两家距离不远，连人们惯用的自行车驮衣物、载新娘也省略了。婚房是二哥用石灰把旧房简单地粉刷了一下，岳父母简单地准备了几件家俱，做了两床新被新褥，至于什么结婚礼服，连想都没想过。
记得搬运家俱被褥那天，由于两家同住一个家属大院，不用车，没请人，是侄男侄女们帮忙，肩扛手提，很快就把新房布置好了。婚礼那天，只备了两桌饭〈男女各一桌〉，岳父大人请来的是男宾，妻子请来的是同事好友。没贴喜字，没呜响鞭，可闻讯的街坊们还是纷纷前来贺喜。那时候不兴红包，又不好空手，大院里的一个合作社也着实“火”了一把：据说，那天合作社里的暖水瓶、洗脸盆、毛巾、枕巾、水杯，还有笔记本什么的，几乎被买光了。那些送来的“喜礼”呢，我们一直使用了四十年，直到去年，最后的一条枕巾才被弃用。
而女儿女婿的婚礼呢，堪为“豪华”：车队接送，响鞭迎新；伴郎伴娘左右侍奉，颇有点电视剧里的场面，惹得过了一辈子节俭日子的二哥二嫂直嘀咕：这要花多少钱呀？可女儿并没这样考虑问题，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都在变化进步之中，不必再为衣食所忧的她们这一代，所追求的除了丰衣足食之外，还有对丰富精神生活的期待。而结婚，对于年轻人来说，则是此生輝煌的一个契机，怎么能轻易错过呢，稍稍奢侈一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条件，作为父母的我们，也就慷慨地赞同了他们的安排。于是就有了女儿女婿的那次难忘的婚礼。事后，妻子曾遗憾地说，我们真是生不逢时，怎么就没赶上这好时候呢！
说起我和妻子的婚礼，还有件事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那时候商品紧缺，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持证或凭票才能买到。为我们的婚宴能够丰盛些，自己家供应的那点肉票根本不够用，岳母就向街坊借了几斤。借东西是要还的呀，为及时还给人家肉票，爱吃肉的岳父大人一个多月都没怎么舍得吃肉。实在馋得不成了，只好托人跑到农村去，悄悄买回一只兔子，让岳母燉了吃。
这窘迫的日子并没随着我们的结婚远去，直到“文革”结束了，女儿出生了，还如影随形地缠绕着我们。记得女儿出生后，她妈妈奶水不足，按出生证供应的半镑奶(仅一小瓶)根本不够吃，饿得孩子直哭。当时实行给孩子喂高干粉(一种代乳制品，早已淘汰)，因喂养这种婴儿难以消化吸收的食品，造成了女儿的营养不良，她一个多月时，身上竟长出几个脓疱……孩子身上疼，大人心里疼呀！说不能亏了孩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真的也只是想想而已。
记得我是女儿出生十几天后才从部队回来看望妻女的。那时我们还住在通州镇，妻子说想吃点青菜，一天，我一大早就骑车走街串巷到处找卖菜点。结果，所有的菜点架子上都是空的，有的市民为能买上青菜，都把菜篮子或面盆放在售菜点门口，排成队，等待送菜的人。那天很幸运，我正骑车走在寻找菜点的路上，见一骑三轮车正往菜点送菜的师傅在上一个斜坡，我立即下车，一手扶车把，一手帮师傅推车。或许师傅被感动了吧，到菜点后，那师傅立即抓了一把豆角，拣了两个茄子交给售货员，说，这解放军同志是帮我送菜来的，甭排队了，先给他称吧。当时我感动得简直一踏糊涂，连声说了不知多少个谢谢！而如今呢，有谁还会为买点青菜生忧犯愁舍脸求人到处跑呢！
看看这时候，想想那时候，每个身经亲历过的人心里都会有一本难忘的账，都会有一杆公平的秤。那账，记录着不同岁月的差别；那闪烁的秤星，也在数读着各自心绪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