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花儿插满头
文/张尚兰
五六十年代过年，对童年的我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儿。一过腊月二十，便天天数，天天念：“二十一，买杆笔。二十二，写大字。二十三，打发灶王爷上了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插花送闺女。二十八，拍、拍、拍（剁饺子馅）。二十九，打黄酒。”当时我家有一条大黄狗，开始我以为是“二十九，打黄狗”，可到了那一天，却没见谁打它。后来问爹，才知道是“打黄酒”，“三十儿，蜕腣儿（洗脚）。初一，捏肚儿（包饺子）。走节（串亲戚）走到初二、三，馍馍皮渣往外端，走节走到初五、六，馍馍皮渣都没有。”
一大串民谣被我说得津津乐道，可爹娘做起来可就难了。一进腊月，我从来都不知道娘什么时候睡的觉，什么时候起的床。娘是个闻名乡里的巧手，用手一拃你的身材，裁剪缝做的衣服又合身又漂亮。用眼一看你的脚，做出的鞋子又合脚又结实还不走样。所以求她的人也多。除了给我们姐妹做新衣新鞋外，还常帮人裁剪，对村里几个没娘的孩子，娘几乎包揽了他们过年的新衣新鞋，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
特别是二十六蒸馒头这一天，那简直是一场战役。前一天夜里便发上面，拌好馅，煮好豆子，做好战前准备。第二天凌晨就起床，婶婶、大娘们都相互帮忙，和面的和面，掐年糕的掐年糕，往往一忙就是一整天，蒸出的年糕、枣花儿、豆包、菜包、豆腐渣窝窝头，皮渣能盛一大簸箩。当这一切完工以后，女人们才长出一口气，说“总算齐了”。不能说“完了”。大过年的说“完了”不吉利。
等忙完这一切以后，我的好日子就来了。娘虽然平时节俭，但过年是亮家底儿的时候，不能小气让人瞧不起。腊月二十七，爹牵出我们家的大青骡子，备好鞍让娘骑上去，前边搂着我去邵家屯赶集。集上的年味已经很浓了，农民们好像辛苦一年的微薄收入非在这几天花完不可。各类年货办完后，爹娘便把我领到花市去买头花。
那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呀。卖花的汉子和女人举着一个个草把，类似现在卖冰糖葫芦的，上边插满了五颜六色的绢花，那花做得太漂亮了，有牡丹、菊花、梅花，做得既精致又形象，特别是那一朵朵的牡丹，里面的蕊、外面的瓣，周围的叶，简直和真花没二样。如今各种庆典、婚礼上人们也喜欢在胸前戴花，可一看就是那种做工粗糙、颜色俗艳的机器娟花，简直无法和过去手工艺人的作品相比。
我左一枝右一枝的挑选，爹也不阻拦，只管笑眯眯地付钱，直到娘心疼了才算完。爹就把花儿插在大荆篮子里新买的一大块猪肉上，因为那样不至于把花儿弄皱或压坏。爹才把我们扶上骡子，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往回走，爹噪音非常好，高亢而洪厚，于是他一边走一边放开嗓子高唱：“大年初一头一天，过年初二过初三，初四初五接着过，初六初七年过完。”这种大白话式的歌声，常引得路人一片欢笑和羡慕。试想一下，那情那景那歌，该是怎样的一幅乡乐图。
五更起床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谁家要放了头把火鞭，将预示着这家人一年兴旺发达。但又不兴不睡，说是五更就必须等到五更四更天也不行，所以，这就意味着全村家家户户必须在那一个小时之内争先恐后又不能大呼小叫，自家的那一挂火鞭就是一家人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声呐喊。所以，五更起床时（应该叫起炕，因为那时没有床）娘便推推我，我一骨碌便起身穿那些久已盼望的新衣。不知是冷还是激动，我浑身发抖并上下牙打架。但衣服穿好后就不抖了。看着娘把各种供品摆在各个神位前，供奉最丰盛的当数老天爷，其它像门神、财神、仙家什么的都象征性地放点。随着爹点响挂在石榴树上的火鞭后，最神圣的时刻到了，娘一边烧黄裱、纸线一边虔诚地念念有词：“全家神灵、一炉香金，保佑全家一年平安，五谷丰登……”
吃过五更的饺子，娘便开始给我梳头。小时候我的头发又多又黑而且很硬，根本就拢不到一块儿，娘便把头发分块切割，中间往后一个大辫子，两边两个小辫子，梳好后把各种颜色的花儿搭配插成一个半园型花环，再在腰里系上粉红色和绿色绸子的腰带，两手的小指上各挂两三块五颜六色的绸手绢。这时，大街上的锣鼓已敲起来，唢呐吹起来，从各家各院跑出来了一个个花枝招展的漂亮的精灵，秧歌扭起来，花棍敲起来，大人们站在大街两旁，说着，笑着，指手画脚地欣赏着自家的孩子，评论着别人家的孩子。
我一边跟着鼓点打花棍，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在人群里寻找着自己的母亲。我突然发现，在那满大街的女人中，数俺娘最漂亮！
作者：张尚兰，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接老伴》。1990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先后在《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莽原》等纸媒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三百余篇，并多次获奖。1994年任安阳县文联副主席并主持工作。1997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金秋》，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蜕》。
（编辑：笑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