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改错误的山东首任省委书记黎玉
黎玉红军时期的1936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副书记(书记郭洪涛，解放时任北平铁路局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1945年起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2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1948年在山东土改复查时期，因富农路线和宗派主义被批判。1950年６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被撤销候补中央委员。后任上海市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文革后的1978年起任第1机械工业部顾问。1986年5月30日病逝于北京。
批判黎玉的错误主要是富农路线的表现，就是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农自耕地未动。还有就是黎玉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排斥华中干部”、“宣传个人”、“不顾大局”，搞“地方主义”。
与黎玉关系密切的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暨第九纵队政委林浩、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暨第十纵队政委景晓村（后调中央政策研究室）、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地主家庭出身，未处理）、渤海行署主任李人风（被杨国夫部队改编的国民党军官，后调华东局财委工作）、渤海区公安局长李震（调华东局社会部，解放后任铁道部副部长）等高级干部。后来大部分被批评。
1948年12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决议》对黎玉作了处理，认为黎玉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决议》指出：“黎玉同志错误主要的表现是：（一）违反中央决定，拒绝正确领导，以代表山东自居，将自己所领导的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的地方主义。（二）非阶级的建党路线及在组织上领导关系上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三）自满自足，自以为是，个人领导，独断专行，重视个人，散布个人高出于党的宣传和影响，表现出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黎玉问题"的决议，认定了黎玉所犯错误。
1984年，黎玉和林浩就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有关他们的错误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中共中央查清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给黎玉平反。5月3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
二.年轻不走运的胶东军区政委林浩
林浩是山东省牟平县人，1916年6月生于富农家庭，１９３4年经赵建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1936年20岁担行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2３岁任省委副书记，26岁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司令员许世友）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胶东军区政委兼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等职。
1947年底31岁时在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上，因土改“富农路线”，被免去了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华野9纵政委的职务，调到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直到1951年，才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教育部长。1964年因杨献珍问题被批判并撤职，1978年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1996年11月1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1955年授衔时，许世友为上将，副司令聂风智是中将，林浩只是少将，很多人都认为林浩的军衔太低了。
林浩的问题有几点，第一点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干部，与黎玉有宗派主义倾向。二是土改工作执行了“富农路线”。
三.山东的土地改革和复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区农村展开土地改革运动，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加的中央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指示中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各项原则。此后，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农村运动相继在各解放区展开。
1945年8月13日，共产党第一个省政府在山东莒南成立，黎玉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下辖公安总局、财政厅、民政厅、实业厅、司法厅、教育厅及卫生总局7个厅局。
山东解放区是抗日战争结束时最大一块解放区，它包括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是共产党军队主要的兵力分布的地方。北联河北西进河南，南下江苏隔海而望是辽东半岛。经济发达，交通运输方便，战略上可以说是可以四路出击。不仅有健全的军政机构，而且拥有以沂蒙山区为依托的军事根据地和以胶东半岛为中心的交通供应根据地。共产党山东军区部队已发展到27万，民兵和自卫队超过200万。而且群众基础好，共产党比较得民心。
罗荣桓率六万八路军转战东北后，新四军进驻山东，与山东原有共产党政权组成华东军区机关，统一领导指挥山东解放区。
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激发了解放区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 万人入伍。
土改是一场涉及利益的社会变革，一方面是拥有土地的地主富农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是有着强烈土地要求和革命积极性的农民。在共产党政权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反复的较量，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着对中小地主、开明士绅照顾过多、干部分地过多的问题。许多地区党的基础不巩固，贫雇农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群众发动得不够深入、广泛，土改搞得不彻底。
1947年4月底，华东局根据对前段土改的情况了解，发出《关于贯彻土改复查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与土改复查，为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土地改革与土改复查的基本方针，是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足够耕种的土地，在经济上、政治上使农民自己成为真正的主人；土改复查的任务，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克服土地分配不公现象，团结90％以上的农民。
1947年7月，华东局在诸城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对山东省政府主席，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等以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会后，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认为山东土改“采取了与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针路线来作为土改的指导原则”。 “土改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执行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宣布停止省政府土地法令的执行，重新作了13条规定，提出“必须在土改过程中完成改造党、改造干部、改造作风的艰巨任务”。 通过土改后期的复查运动，对错划成分的中农以及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偏向作了纠正，从而确立了政策界线，极大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争取和团结了中农。
1947年10月，华东局在渤海区召开土地会议上，景晓村等领导受到批判。
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在五莲县大茅庄召开的胶东区土地会议上。时任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的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因党内组织不纯、土改中的“富农路线”以及所谓“宗派主义”被撤职。
1948年3月31日，邓子恢在渤海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阶级立场与建党路线》的报告。
1948年12月，华东局以黎玉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向中央报告，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黎玉问题"的决议，认定了黎玉所犯错误并被解除职务。
四、山东土改中的“富农路线”
土改复查是概据1947年2月1日，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出：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些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允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
在土改中，存在着良锈不齐的问题，有的村搞，有的村没有搞。有的地主富农土地分了，有的没有分。有的干部脱离生产，循私舞弊多分土地，有的贫雇农没有分到土地。有些地方不是按政策，而是土改干部说了算，群众意见很大。这种问题不仅仅是山东，全国许多解放区都存在。正因为此，中央发出了土改复查的指示。舒同在1947年总结报告中提出，1947年山东渤海区脱离生产的人数“几乎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五”（见《斗争》 第4 期，1947年11月30日）。
山东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胶东区、渤海区（原惠民地区）和鲁中区（淄博市及潍坊、济南、泰安等地），后来受到批评的基本都是这三个区的领导干部。
1947年10月30日，华东局召开了驻渤海区各机关部门的高级干部会议，形成了《关于贯彻高干会议精神及具体执行三大方案的决定》。《决定》要求，结合土改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开展整党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并肃清地主富农思想。落实“三大方案”（即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清理资财）同步进行的。整党由华东局副书记兼秘书长邓子恢主持。
对所谓的“富农路线”不应全怪罪在黎玉等人身上，这个政策其实是中央制定的。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富农土地不宜推平》发出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孤立地主，稳定中农，顺利进行土地改革；为了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内部巩固；为了与京沪蒋区广大反蒋阶层与民主分子的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密切结合，扩大对解放区的同情，孤立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地位，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生活。这对解放区之巩固是必须的，因而也就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
土改政策的改变源于刘少奇。1947 年7月17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 “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刘少奇认为，土改运动之所以不彻底，原因在于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不纯现象，很多抗战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分子表现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之人占比重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刘少奇同时指出：“这个方法，……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五、对山东地区土改问题与宗派主义的整肃。
抗战结束后山东的干部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以黎玉、林浩为代表的山东土生土长的干部。第二部分是罗荣桓留下的许世友、舒同等八路军115师干部。第三部分是铙漱石、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等新四军干部。这三部分人的主要领导都进入华东局领导班子，铙漱石为第一书记，黎玉是二把手。
黎玉1936年就被中央北方局派往山东任省委书记，抗战时亲自组织领导了租徕山起义，后担任由齐鲁大地三支主力武装总兵力达四万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这只部队当时比罗荣桓、陈光指挥的八路军115师和肖劲光指挥的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的人数加起来还多。在新四军进入山东，铙漱石到军调处期间，华东局的工作主要由黎玉主持。
八路军部队进入山东是1938年6月，主力部队在陈光和罗荣桓的带领下进驻山东是1939年3月。由于当时八路军属于国民党军序列，这种私自调动受到国民党的围攻。在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支援下，终于站住了脚。正因为此，当罗荣桓率部到东北后，黎玉的山东部队与八路军留下的部队关系较密切，与后来进驻的新四军部队隔阂较大，这种隔阂在土改工作中显露出来。
铙漱石第二次返回山东是1947年1月，重新主持华东局工作。提出山东《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山东土改搞的是“富农路线”。 批评指责黎玉把徂徕山起义作为山东建军节是搞山头主义，“散布个人高出于党的宣传和影响”。 “排斥华中干部”，提拔山东本地干部。在对华中的支援上“讨价还价”、“不顾大局”，搞“地方主义”。 “山东后勤发装备，对山东发的好，对华中发的坏”。“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等问题
事实上，以土改犯错误被批判都是山东经历过抗日战争过来的土生土长干部，而主导批判的铙漱石、邓子恢都是新四军干部。
正因为华东区存在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和土改中出现问题，刘少奇才派康生带领工作团到山东参加整党。因为康生是山东人，他带的土改工作团包括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高文华、杨之华、张琴秋、徐冰、张晓梅、毛岸英（化名“杨永福”）。
在1947年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时任中央工委主席的刘少奇讲道：“我们现在可以决定一条：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至少在土地改革期间回避在本地工作为好，过去我们强调用本地干部，现在经验证明，用本地干部没有阶级观点就使我们吃了亏，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在本地工作麻烦多得很，家庭亲戚朋友哭哭啼啼，你有什么办法，我看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到外地工作为好，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在本地工作为好。” 他还特别强调：“回避本地工作这个原则在历史上就是有的，前清时候做县长的不准在本地作，做县长的总是外省人……为什么这样呢？大体上是因为有人情照顾耍私情”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刘少奇才决定工作团成员要以外地干部为主。
1954年陈毅在铙漱石座谈会上曾作了如下发言：“关于在山东反黎玉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暴露了饶漱石抹煞历史、吹嘘自己的丑恶本质。反黎玉斗争，是先从罗荣桓等同志开始的，他们首先发现了黎玉的山头主义，并和他进行了斗争。以后我到山东，罗即与我谈过黎玉问题，我继续协同舒同、张云逸等同志和黎玉进行了斗争，并且请示中央。当时在中央批示下为了等待黎玉的觉悟，故对黎玉的问题未公开揭露。我们应指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前后对黎玉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
六.谁该为山东土改复查承担责任。
首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是在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中央有关土改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都出自中央工委。
凡是文革后平反的中国官员都能找到替罪羊，黎玉等土改干部下台在铙漱石和康生倒台后，责任全部安在他们身上。认为是他们搞极左，诬陷迫害了山东干部。其实铙漱实确实应负领导责任，而康生的责任很小。
铙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他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又赴东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华东局此期间的领导人包括陈毅、黎玉、张云逸、谭震林、舒同、邓子恢、郭子化、李林、张鼎丞。对黎玉的问题提出批评不可能由刚刚回来的铙漱石主导，在家工作的领导远比铙漱石更了解情况，其中邓子恢的责任更大。因为是他向刘少奇反映了山东整党的问题，并亲自坐镇渤海区指导整党。
康生此期间主要在陇东、晋绥地区搞土改。据曾是工作团成员的凌云在《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炎黄春秋）一文中所述“少奇同志要康生到山东渤海支援邓子恢整党，时间是1947年底。工作团只听不说”、“康生到达华东局的时间是1948年5月后，也是他第一次对山东整党发表讲话”
时任渤海区公安局长的李震，在《回忆渤海区公安保卫历史》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1947年夏天，华东局搬到渤海区，华东局领导舒同、张鼎丞，华东局社会部长梁国斌到各地检查镇反工作时，认为渤海区的工作右倾。一是土改政策右了，二是锄奸政策右了，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 (原八路军四旅旅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廖容标未被处分)。”
“当时华东局没有从政策上检查问题(实际上军事政策上有问题)，就一个劲的反右，开了一个土地会议，接着就“三查三整”，我靠边了，景晓村、李人凤都靠边了，还关起来了二十几个县公安局长。一百零三天的土地会议上，批判的重点就是我们三个人，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对我们进行考验，叫我们去看看贫下中农怎样打死地主，几分钟就打死一个呀。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关起来这二十几个局长，我坐不住了，虽然当时我是靠边站了，但我还是去找了康生，我说：“渤海的问题，根本不是锄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问题，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你不该把新解放区的部队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敌人乘虚而入。党的土改政策，从来没提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现在不是实际上消灭了么?”康生这才懂得不是个“特务问题”，而是个“常务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说：“啊．有此事?”这时主席(毛泽东)已经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针对康生的问题，开始纠偏了。康生即派杨帆（后来任上海市公安局长1954年卷入潘汉年案而判刑，此事连累到铙漱石入狱）同志去处理渤海公安局的问题，把这二十几个公安局长全部放出来了。”
李震的回忆清楚的说明当时的“三查三整”始作蛹者是舒同、张鼎丞，梁国斌（解放后任华东局社会部长），康生是在后来整党时加入的，当时领导渤海区整党的是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最后纠正错误的却是康生。
康生到渤海区的时间是1947年11月5日（见康生在11月16日给中央的电报：“我接电后当即于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首次露面讲话是1947年11月25日，而渤海土地工作会议批判景晓村等渤海区领导干部的召开时间是10月8日。在康生到来之前，邓子恢主持的“三整三查”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月。
搞清康生到山东的时间很重要，因为后来很多人把山东黎玉等受批判撤职安在康生头上，然而此次对山东帮黎玉等的整肃是1947年7月华东局诸城寿塔寺扩大会议上，此时康生还远在晋绥区搞土改。
有人提出康生当时担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其实是错误的。康生在1948年冬济南解放后才担任中共鲁中南区委书记，后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其实康生自中共七大以后基本不受重用，上位华东局领导是在49年的事。康生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是1949年青岛解放后，受党中央和华东局的双重领导，傅秋涛、向明分别任副书记。而康生基本没有管过事，一直在青岛休养，被后来说成是因职务低闹情绪。即使后来担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在前面还有铙漱石、陈毅、谭震林、张鼎丞几个华东局书记。山东分局后来一直由傅秋涛和向明主持，向明也因此被打入了铙漱石派而受到整肃。
黎玉等山东土改领导人的倒台安在饶漱石头上还靠点谱，终究他当时是华东局一把手。而怪罪到康生身上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康生带工作团到山东是1947年底之后。况且黎玉等人最终定案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全国因土改中“富农路线”犯错误的干部很多。
黎玉有没有错误。
华东局1947年7月寿塔寺批评黎玉 “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并非是空穴来风。黎玉作为恢复和重建山东根据地居功至伟，在山东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他是在山东起家，又担任山东党政军一把手。一大批山东干部都围绕在身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存在的。在115师进驻以后，他所领导的山东纵队与115师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单位。尤其是徐向前的第一纵队主政山东期间，徐向前、朱瑞、黎玉与罗荣桓在干部的任用和主力部队的使用上经常发生矛盾。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曾对叶飞、王必成、陶勇等新四军干部说：“你们如果不多打几个大胜仗人家连饭都不会给我们吃了！”说明黎玉与新四军的合作存在着问题，责任在谁需要细化分析。
土改中受到批判的黎玉和林浩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这种思想包袱使他们在土改中两极分化。一方面对地主富家整的比较死，另一方面又出现把中农划进地主，或者土改不均的问题。而且在肃反中搞极左，尤其是湖西肃反。这样的结果是当国民党进攻时，还乡团仇恨极深。
黎玉有没有搞个人崇拜，或者说是别人搞的还是出自本人是个难以搞清的问题。因为黎玉是山东根据地的创始人，一些人挂黎玉的像或者喊黎主席万岁有情可愿，就像陕北挂刘志丹像一样。关键是黎玉的态度，是自我陶醉还是反对。黎玉把自己领导的租莱山起义作为山东建军节是事实，这个错误黎玉曾向中央作过检查。
黎玉有没有排斥华中干部，有没有在对华中的支援上讨价还价，并不能因为山东支援了新四军就笼统否定这一问题。
黎玉在后来回忆中说道：“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这种话也可以理解他在山东形成了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在当时的环境下对团结是不利的。
况且黎玉的问题中央曾派刘少奇亲自来山东调查过，最后的处理也是经过中央决议。如果是铙漱石个人使坏，显然站不住脚。就当时而言，在山东根据地的中央委员有十多人，华东局关于黎玉问题的报告并非出自一个人，不可能冤枉他。
好人也有缺点，不能因为铙漱石和康生被否定了就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到他们身上，或者否认黎玉曾经的问题。
土改这个共产党最得人心的工作在文革后受到垢病，由此带来的是对党的漫骂和攻击。就中央而言，当年说黎玉等犯错是对的，后来平反也没有错。历史尘埃中的许多东西翻出来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政治。作为政治人物，很多时候既有政治取向问题又有自身缺陷，被时代大浪淘沙从而涤出社会潮流都是一种命运。无论是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铙漱石、康生、黎玉、林浩、邓子恢、舒同等人，都逃脱不过被历史掩埋。
20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