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集》卷二十四有二篇小序，是专门论述饮酒和棋艺的，这就是《序饮》与《序棋》。琴、棋、书、画是古时读书人讲究的技艺，是助兴之物，借以修养心性。酒自古以来也是助兴之物。饮酒讲酒德，少饮有益；游戏讲情趣，适之为好。凡过乱则害。君子有度，自此得见。
《序饮》作于元和四年(809)，这年柳宗元买下钴鉧潭西一小丘,作《钴鉧潭序西小丘记》，并名之愚丘，即《愚溪诗序》说的“买小丘，为愚丘”。小丘修整后，柳宗元置酒溪石上，邀朋友饮酒。《序饮》记述了这次行酒令的过程，借此表达了对饮酒的看法。酒令，是古时饮酒时的一种游戏，即推一人为令官，饮者听其号令，违则有罚。自唐以来，盛行于士大夫间。据说，后汉贾逵曾撰《酒令》，但已亡佚不见于世。清代俞敦培有《酒令丛钞》四卷，专讲酒令之事。唐人饮酒行令的方式多种多样，柳宗元文中所叙类似曲水流觞，也就是借觞在水流中的情状判酒令。但文中说的觞应不是酒杯，装满酒的杯子不可能在水里漂流。这里的觞是指一种可在水中漂游的筹码，谁放的筹码遇阻，就按筹码标写的酒数罚酒。柳宗元是谦谦君子，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古训，用行酒令助雅兴。此时朋友散坐，象一群牛马饮于溪水中的群石上。行令的筹码在水中漂流，水边摆放着酒任人取饮。执掌行酒令的人说：当饮者，举三根十寸长筹签，逆溪水投进去，如没入旋涡中，没停滞在溪水边，没沉于水底的，可不饮；而反之，就要按筹签的数目喝酒。投入水中的筹签，在水中打转，象跳舞一样，时快，时慢，时动，时停，所有的人都趴在石上注视着，兴奋地拍手击掌，欢呼雀跃。有人饮酒一次，有人饮酒两次，而娄图南所投筹签，一入旋涡，一溪边，一沉水底，独饮酒三次，众人大笑欢呼。柳宗元有痞病（腹腔长肿块），不能饮酒，这时也喝醉了。行酒令，让人兴奋地彻夜忘归。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评价说：“通篇序饮地、序饮、序监史、序投筹，处处写得如画，便是一幅流觞曲水图。”晋王羲之是闻名古今的大书法家，文章也写得很美。他传世的《蘭亭序》也是写酒饮的，“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蘭亭但觞取饮，愚溪则兼有投筹之戏。”两位垮度五百年的历史人物，因酒相逢，也是后人念之的一大快事。
饮酒展示人间百态，醉酒会失态无形。古称少饮曰饮，多饮曰食。《汉书》说：“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此谓豪饮。唐代大诗人李白是喜豪饮的酒鬼，逢酒必醉。《旧唐书》卷一九0下《李白传》说：“白既嗜酒，日与饮徒于酒肆醉。”李白好多诗篇都是在醉酒时挥就的。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二《饮中八仙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人是“疯子”，只有在烂醉中，才能写出让凡人叫绝的诗篇来。曹魏时的阮籍更是一酒狂。《世说新语》说：阮籍与嵇康、山涛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嗜酒任诞(放纵怪诞)，不顾时俗礼法，或母丧饮酒食肉不辍，或酒后横眠酒家妇侧，或于群猪共饮，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对那个世道绝望了。唐时官场，迎来送往，招伎行令，酒色游宴寻常之事。翻开《全唐诗》，文人骚客描写这一类场合的诗，比比皆是。白居易晚年六十七岁时，写有《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性嗜酒、眈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低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其诗旷达却充满了失意之态。白居易密友元稹，自称“酒徒”，小时就痴迷饮酒，他自己在诗里描述说，“九岁解赋诗，饮酒至斗余乃醉。”“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 元稹每每以在酒席上掌“酒令”而自豪，以至迷痴到“他时定葬烧缸地，卖与人家得酒盛”。到后来他饮酒得了头风病，一见酒就怕的要命。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在别墅园内有醒酒石，醉卧其上，以醒醉酒。宋代董氏花园西有一池，中央建堂，四周朝夕飞瀑入池而不溢。传说洛阳盛醉者，走登其堂辄醒。
柳诗有《饮酒》篇曰：“今旦（夕）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蓀。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这是记元和七年（812），柳宗宗元与朋友在永州城南郭门南亭上饮酒的情形。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围坐打开的酒坛，用酒祭奠造酒的先人后，喝酒驱逐心中的烦恼。不一会心绪不一样了，感到周围的天地都暖和了。清山幽暗，绿水益人。暮蔼掩映南郭门，树木清阴遮蔽。大家欢笑佳言畅谈着。喝醉了都不出声了，倒地偃卧在香草中。什么富贵官爵，那有这样饮酒快乐啊！柳宗元诗里说的“晋楚富”是用典。《孟子•公孙丑》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憾，恨）乎哉！”柳诗里说的饮酒之乐，是君子之雅。柳宗元喜饮酒，在永州也经常以酒浇愁，出游时更是喝的酣畅淋漓，让自己借酒性融入山水美景里。但柳宗元厌恶喝酒失态，主张饮酒要象做人一样讲酒德，不能饮而没形，也不能醉而忘形。他《序饮》中列出当时官场饮酒时的种种情态：有的揖让应酬，百拜为礼，穷于应对；有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乱哄哄，象开锅的汤水一样；有的脱光衣服，赤身裸体，以为旷达不羁；有的伴着各种乐器，以音声相和；有的相互靠近纠缠在一起，以为亲密；而柳宗元小丘邀友饮酒与他们都不一样。他认为，放弃虚浮的繁文缛节，去除各种不雅的行为，饮酒也会达到尽兴、和乐。而从容闲适，以合山水之乐，这对养成君子的心志是非常适宜的。为此，柳宗元作这篇《序饮》留传给后人看。应一句老话，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今天再读柳宗元《序饮》，虽隔着千年时空，可序文里流出的场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柳宗元说过的话今天读来还是让我们感到那么亲切。
我国有数千年酿酒的历史，有悠久的酒文化。《诗经》里有不少描写饮酒的场景。《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描写贵族筵席喝醉酒的丑态：大呼小叫，狂饮败德。为诗者主张“饮酒孔嘉（甚美），维其令仪”。三国时的曹操善饮酒，喜杜康，他一生戎马，把对酒当歌视为人生的第一大快事。可曹操为用兵也曾颁发过禁酒令。《太平御览》八四四引《魏略》说：“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偷偷的）饮之。”《后汉书·孔融传》说：“时，年饥兵举，（曹）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这之后，晋人也有禁酒的事。葛洪在《抱朴之·酒诫》说：“曩者（nǎng以前）既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收索。”晋时，年荒谷贵，酿酒就是与人争命，这才有官府酒禁的事。其实在曹操之前，往远里追溯，古人早就有禁酒之举。周时有《酒诰》。这是周公以成王之命而颁发的戒酒的诰命。文中谆谆告诫诸侯和官员说，平时不能喝酒，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这与古时生产力低下，不可放任耗费大量粮食去造酒有关。周公要人在饮酒时讲酒德，不能喝醉。殷纣王穷奢极欲，“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诗经•大雅•荡》指责商纣王整天沉醉酒海，“如蜩（tiáo蝉）如螗（táng古书上指一种较小的蝉），如沸如羹（gēng热汤）”。《史记·殷纪》说：“（帝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周公认为，这是殷丧亡之祸。汉末连年征战，千里赤地，人都无法活命，再耗粮谷去酿酒显然会危及曹操用兵的大计。孔融好酒，醉酒时如腾云驾雾，自称酒龙。唐代有个叫陆龟蒙的曾写诗讥讽说：“思量北海徐刘辈，枉向人间号酒龙。”这里北海徐刘辈，是指孔融、徐邈、刘伶，皆以豪饮著名。孔融反对曹操禁酒令，是以酒与人争口；而借机使气，狂言侮慢之辞，就更是没有政治头脑了。孔融后来被曹操灭了全家，不是没有缘由的。
古人以酒能解愁，如兵克敌，故称酒为兵。《南史·陈庆之传》附语说：“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可许多时候，借酒消愁愁更愁。唐张彦谦《无题》诗说：“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酒能助兴、壮势。《史记·大宛传》载：“（汉武帝）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三国志·徐邈传》说：“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但饮酒过量有害，还会坏事。嗜酒者是酒徒，古人称为酒人，酒客。嗜酒成性的是酒魔，饮酒使气的是酒狂。酒气相通，有饮酒结党的。《后汉书》三七就记有这样的事。
文人好脸，给酒徒冠以雅号，如酒仙、酒神等。酒仙是杜甫对李白的称谓（酒中仙），说他整天泡在酒缸里。宋代欧阳修《归田录》说：当时人刘潜和石曼卿为酒敌，听说京师新开酒楼，相约而往。两人“对饮终日，不交一言。……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又来饮，人呼“二酒仙”。所谓酒神，乃“酒席之士，九吐而不减其量者”。古人饮酒，如两军对垒，拼杀之残烈可以想见。据说，诗人元稹“以饮一斗，五日倍是”。白居易有诗：“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汉蔡邕是个酒鬼，能饮一石酒，常醉卧在路边，人称醉龙。晋谢玄也能饮一石酒，有醉虎之名。酒往往与色相连，称酒色徒也。《史记·高祖纪》说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媼、武负贳（shì赊欠）酒，时饮醉卧。”苏东坡不胜酒量，少饮则醉，自号醉翁。他在杭州做官时，为官场应酬，“朝夕聚首，疲于应接”，苦酒食为“地狱”。欧阳修《醉翁亭记》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我国历来讲酒德，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汉时有人写《酒箴》，劝解君王；北魏有高允作《酒训》，说酗酒之害。刘伶有《酒德颂》，讲饮酒的品德。用酒助兴娱情，美事也。而过之，不讲酒德有害。元和四年（809），柳宗元与元克己八人在法华寺西亭聚饮。他们在“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的西亭，以边“临风雨，观物初”，一边饮酒畅叙。是夜酒醉后，众人赋诗言志。古时孔子弟子卜子夏作《诗序》，“使后世知风雅之道，”柳宗元慕之，节此事作《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说：“诚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读史说古人事，以史为鉴来警示今人，是大有益处的。
《序棋》是讲棋艺之事的。从文中观之，柳宗元说的棋艺应是当时士大夫中风行的弹棋。韩愈《画记》说：“在京师甚无事，同居独孤申叔，与余弹棋，幸胜之。”唐顺宗做太子时也好弹棋，身边有不少精通弹棋的高手。《西京杂记》载：“汉元帝好击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鞠，是一种用皮革作的皮球，蹴（cù踢）鞠是古代军队习武之戏，类似今天的足球赛。《后汉书•梁冀传》说：“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之戏。”刘向《别录》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说起于战国之时。弹棋是一种二人对弈的游戏，有二十四子，分贵、贱上、下方，涂朱墨区分。这种游戏很刺激，激烈时，会让人发抖、哆嗦，或糊涂不知所措。这一游戏，今天已经失传了，我们没法知道他的具体玩法。柳宗元《序饮》是就饮说酒事，而《序棋》却不是就棋说棋事，而是就棋说人事。文章的后半部，柳宗元连续用了八个反问句，说棋戏适贵而贵，适贱而贱；而人世间，其得于贵者，气扬而志荡，其得于贱者，貌慢（懈怠）而心肆（yì劳累）。两者相对，人何以堪！游戏本是愉情之物，而柳宗元戏出的却是难于言表的苦痛，这是“非经过者不能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