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作品 《碑林-唐诗后著-No.33〈行宫〉唐：元稹》 180cm×90cm 墨、宣纸 2003-2005年 (右)

　　水墨热是近年来国内艺术市场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当代水墨”、“新水墨”、“新工笔”这些词汇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种展览、拍场和市场分析报告中。行业内的从业者们似乎发现了一个更加符合国人欣赏趣味的类别，许多画廊、机构、经纪人和藏家也都不愿缺席这个历史性时刻，尽管它有昙花一现的可能，正如同2005年、2006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热潮。

　　而在水墨热的种种乱象之中，也有许多不同声音的出现来试图为当代水墨正名。当代水墨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东西，只关注“当代”二字，而忽视水墨作为传统艺术的来龙去脉，势必会将这股水墨热导向失控。在亚洲艺术中心即将举办的“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中，包括谷文达、刘丹、刘庆和、潘公凯、王璜生、徐冰、徐累等在内的18位当代水墨领域举足轻重的艺术家的阵容带来了一股出离潮流之外的凛冽气场。他们多年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探索实践，使得这次集体亮相显得严肃而又极具说服力。

　　北京商报：亚洲艺术中心策划“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的初衷是什么?此次展览主题“释放未来”传达出怎样的概念，在与亚洲艺术中心一直主推的“新东方精神”是如何呼应的?

　　赵沛：“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由殷双喜担任策展人，邀请了18位在当代水墨领域里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参展，以及刘骁纯、皮道坚、杭春晓3位在水墨领域颇有研究的学者共同参与，亚洲艺术中心期待能与艺术家、学者一同探讨中国当代水墨的当代性和多元性，以当代视角反观这从古至今流传的艺术，同时也希望可以提升公众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认知与理解。

　　“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系亚洲艺术中心一直以来所推广的“新东方精神”主题展览的延续，即主张立足于自身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融合东西方美学理论精髓的当代美学。我们2008年与2010年相继推出“新东方精神——沉积”与“新东方精神——承启”，在赢得业内认可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讨论与研究，到底何为“东方精神”?而当代之呈现又“新”在何处?在不断的反思与累积中，逐步探寻“新东方精神”之妙处，正如陶渊明笔下所绘“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时隔四年我们推出“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若问两者如何呼应，可以说“释放未来”正是在“新东方精神”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驿站。

　　北京商报：本次参展的艺术家是如何选择的，在这18位艺术家中，并非都是专攻水墨的，多数人有着很综合的身份，而且许多艺术家有着长期的海外经历，这种选择试图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墨面貌?

　　赵沛：水墨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一笔一墨都充满了东方的哲学与智慧，而我们试图呈现的正是全球华人对于这一精英文化的理解、传承、突破与再创造，正因许多艺术家有着长期的海外经历，这个展览所呈现的面貌更具国际视野。我们今天讲“万变不离其宗”，正适合形容当代水墨——继承传统的同时拓展水墨语言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在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刘丹。刘丹师从亚明，上世纪80年代初移居美国。刘丹鲜少“抛头露面”，他的艺术也很难被现有的艺术史分类方法所归纳。其作品不刻意打破形式上的传承，也不刻意求新求异，但却在高贵中透出一股很强大的当代气息，25年的海外生活经验，并没有隔断他与文化母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反而越是跳脱地域的桎梏越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太湖石也好，山水也好，这只是刘丹认识世界与宇宙的一个“干细胞”，中国文化特有的教养给了他对于历史的自觉。“在艺术的自身规律中，拓展传统艺术，而坚持艺术的传统。”刘丹如是说。

　　二是谷文达。谷文达师从陆俨少，他是“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的领军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他把错位、肢解的书法文字做水墨画，借此挑战正统体制，并影响了后来的一代艺术家。然而我们今天看谷文达通过历时十年完成的“碑林——唐诗后著”这一作品时，看到他对文本和文化的翻译做了一个视觉的陈述。他试图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以其血脉中传承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因子与英语世界对话。而他的《基因炼金术》，则是对水墨艺术进行了一次变革，但其中又蕴含了最纯粹的中国艺术因素与物质。谷文达看似并非“专攻”水墨，但却将水墨做到了骨子里。

　　北京商报：此次参展的艺术家多是业内已经功成名就的人物，走大牌路线会使展览在影响力和学术性上有牢靠的保障，但就在当代水墨这个尚未下定论的范畴里，这些大牌艺术家的选择是否会显得不够冒险?

　　赵沛：这个展览在筹备之时的初衷并非要给当代水墨盖棺定论，意在呈现当代水墨的现状。在讨论此次“释放未来”的话题时，也是将水墨作为“新东方精神”的范畴来讨论的。我想东方精神与艺术范围之广，水墨所呈现的是其中的精英部分。对于“冒险”二字，我认为参展艺术家以及学者名单本身已是一个冒险行为，近几年尽管水墨很“热”，但却很难将这么多优秀的水墨艺术家、学者聚集在同一个展览中。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未能在这次展览中呈现，没有能够一起合作，我们期待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更多的水墨艺术家交流。

　　北京商报：国际上对于国内当代水墨的解读是否更多从西方现代艺术的角度来进行?真正中国传统水墨到当代水墨这条线索在国际上来说是否还处于边缘化、被忽视的地位?

　　赵沛：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与演变，有自身的规律和脉络可循，从古至今，水墨不仅展现艺术家个体的艺术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时代变革，水墨的发展简单地从西方现代艺术的角度来解读恐怕不够全面，而且西方的批评语境与我们也不相同。

　　观念与媒介同样重要，西方常以水墨概念与精神来定义水墨，而艺术家常常是需要通过媒介实现观念、表达诉求，水墨也是如此，没有“水墨”的实践，何来水墨精神?正如皮道坚所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媒介就是一种文化身份、文化传统的象征，水墨即是如此。在中国当代艺术全盘西化的情况下，思想者和批评家必须站出来大声宣告：这个世界应该多样化，不能只有一种西方媒介式的当代艺术，中国传统媒介也可以做当代的表达。实践证明，水墨确实做到了”。

　　北京商报：随着近年来“新水墨”、“新工笔”、“当代水墨”的火爆，“向传统回归”这个概念反复被强调着，“回归”这两个字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许多不好的艺术只是利用“回归”二字借尸还魂而已。对于传统艺术在今天被冠以“新”、“当代”等字头再度登场亮相，这种必然的进程却呈现出了一篇纷乱的景象，对于这种情况，亚洲艺术中心作为一家商业画廊是如何看待的?

　　赵沛：我个人认为，当代水墨不能偏离水墨传统与水墨精神。借用策展人殷双喜的话，“所谓‘释放未来’，意指中国水墨画中蕴含着深厚的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资源性能量”。近年的水墨热，许多展览以“新”、“当代”冠名，过于宽泛的定义给了这个时代许多“当代”而非“水墨”的机会，“当代”二字所呈现的是一种现象，而当代水墨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当代”也不是评判艺术的标准。大浪淘沙终有沉淀和冷静的那一天， 亚洲艺术中心作为一家注重专业的推广型画廊，始终是以学术与商业并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关注“新东方精神”，关注当代水墨，期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让当代水墨延续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 （文章来源：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