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期间，居家自我隔离，孤独随之从心中升起，于是叩寂寞而求音，沉下心来读了早已准备拜读而又未敢草草开卷的李蕙芳教授和任贵教授合著的《双叶集》。此时孤独好像长出了一双翅膀，颉颃于蓝天之中，渐渐忘掉了自己。
我与著者的相识是在编辑《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初始的，他们是这部著作的专家组成员、副主编和主要通稿人、撰稿人。研讨诸问题时，两位先生谦和的为人和深厚的中外文学学养给我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严谨的学风更是令人敬重，对每一篇采集回来的稿件从内容到文字，总是反复修改，直到满意。时间长了，慢慢熟悉了，通过文学又成了望年之交。
《双叶集》是二位先生的自选集，以李蕙芳先生的文学评论为主；这些评论的撰写与发表，自上世纪80年初代迄今，跨越四十载。因此通过李先生的文学评论，可以寻求本土文学的历史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先生的评论颇具文学批评史价值，而其中兼有理论色彩的篇章，也会令读者常读常新吧。
《双叶集》以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的评析开篇。1980年，《草原》《鸿雁》杂志展开《蔡》剧的争鸣。有评论提出“重睹芳华”“民族团结”是剧本主题。李先生以为《蔡》剧主题确有探究的必要，于是发声，撰写《感情与责任的巨大冲突——试论历史剧<蔡文姬>主题》。
笔者反复研读这篇评论，服膺其独特的审美视野与强烈的历史责任。评论抓住剧本的抒情性艺术和民族性题材融汇的特色，以戏剧冲突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学为方法，层层剥茧，令人信服地揭示《蔡》剧主题。评论把文姬归汉的举动，从抛夫别子的心理独白到眷眷故国之思，再到顾全汉匈和睦和平的凛然大义，分析得准确深刻，鞭辟入里，从而开启了剧作家“我就是蔡文姬”的内心情结。评论写道：“值得称道的是，郭沫若在《蔡文姬》剧中，虽选取了中原纷乱的时代背景，却描绘了兄弟民族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剧作家的独到匠心”，透彻地阐述了民族团结是建立在平等互爱互助的基础上而发展的，各民族都有自已的尊严与习俗，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才是推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真谛。
李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道出了郭沫若的艺术用心，主题并不是蔡文姬的“重睹芳华”，而是一个人的家国情怀。李先生的《蔡》剧主题新说成为一家之言而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所重，被两部权威学术著作收录而备一说。
青年江浩步入文坛不久，李先生即关注到他的创作，写出《感人的寻觅，可贵的探索——评江浩1983年中篇新作》。江浩的《告别吧，灰色的牧场》是再现草原狩猎生活的短篇小说。狩猎是蒙古民族在古代战略和战术上的一种常态训练，也是一场特殊的军事谋略与经济获取相结合的社会劳作，是培养牧民养成公平公正、团结友爱、吃苦耐劳、勇敢善战的民族活动。其近现代的狩猎延续了蒙古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历史演进中，传统也产生变异，例如歧视女性。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地位提高，她们为了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勇敢地接受与男权的挑战。李先生在评论小说人物、蒙古族女青年时这样写道：“格日乐和莎茹娜敢于承担宰牛任务，这勇气够惊人的，而在宰牛出现意外事故时，她们果断地用老人们说过的办法避免了一场事故。”这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男权的抗衡， 她们的勇气赢得了在场人们的赞扬。 评论指出，江浩小说对蒙古族女青年的性格刻划是真实而有意蕴的。评论还特别注意到小说人物性格的特质，如分析巴雅古愣这一人物形象时，评论写道：“他承认错误时的直截了当，更体现出他的耿直、坦荡，传达出蒙古民族性格的另一面，粗犷、豪爽的美。”
对一个民族人性化的了解，必须融入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产生与你血脉相连的生命情感，又经过深刻理解；而且必须顾及时代对人们思想行为的乃至民族性格的影响。李先生对江浩小说的评论正是如此。在分析狩猎增加了新的规矩，牧民们把打到的猎物先交给生产队分给孤寡老人，评论指出这是蒙古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承尊老爱幼传统的一种新风尚。
评论肯定江浩小说叙述语言、人物语言与小说题材的一致性。指出小说作者熟悉蒙古民族与游牧生活相应的很贴切的比喻和含意深邃的语汇，用以刻划民族性格和增强作品的民族特色。
李先生的评论《她在走自已的路——评李慧鹃的创作》所要揭示的是作家表现生活的独特性。她在李慧鵑的诗歌《爱》、散文《心灵的旋律》、短篇小说《清明》《花开了，在开花的季节》等作品中，概括出李慧鹃创作的母题——“愚昧”；评论通过对作品细密的分析指出“愚昧是社会前进的阻力之一”，“愚昧是文化缺失乃至被摧残的、失去理性的环境形成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情感，具有典型意义。
2009年,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后 ，由于受众对原著改编的分歧，从而引发了小说《红楼梦》新一轮探讨。有论者提出，“《红楼梦》远不是世界名著”。理由是，“没有给人类有价值的信息和观念”“不能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和教诲”“不能给人类提供能量和信念”。李先生的评论对上述观点逐一辨析，进而将《红楼梦》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加以比较，从而得出结论：《红楼梦》塑造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的方法，优美成熟的语言，宏大精致的结构，均可与世界文学名著比肩，正如这篇评论的标题所示：《小说<红楼梦>的世界文学名著品格》。
笔者认为，对文学作品在认识、评价有分歧甚至对立是正常的文学现象，这是推动创作的力量。我读李先生《双叶集》中论辩性文学，深感他理性批评的力度，观点鲜明而理性十足，笔带情感又言必有据。
李先生的美学论文《悲喜剧：由喜剧类型向审美范畴升华》，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新的美学范畴——悲喜剧。在这篇美学论文中，李先生指出西方美学史没有把“悲喜剧”列入审美范畴，只当作一种戏剧类型出现在评论中。
论文通过对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研究，概括出堂吉诃德和阿Q这样典型性格的美学特征，既非单纯的喜剧类型，亦非单纯的悲剧类型，而是悲喜剧的混合类型，“既是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又是被否定的可悲可笑的人物”，因而是“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高度融合”，“其审美效果是含泪的笑”。论文通过对中经典作品的剖析，发现并概括出新的美学范畴“悲喜剧”。笔者认为，这一新的美学范畴，对叙事文学的审美评价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应当是富有启示的。
李先生1998年底从高校教坛退休后，积极投入本土文化建设，在发表文学评论的同时，参编或主编《美学基本理论》《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民间故事全书•呼和浩特卷》等多部著述。2013至2017年的五年间她应邀参编《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因为她认定这部地域文学史“是一部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学工程，一项具有审美特质和认识作用、美育作用的文化工程，一项存录本土百年间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的人才工程”。（《双叶集》198—199页）值得全力以赴。
李先生为这部书作出了可贵的、参编同仁一致认同的贡献。她撰写4编“概述”，撰写全书“绪论”；她依照主编尚静波先生的要求，努力探究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之魂，认定“文学之魂即文学的特征”，据此概括出本土现当代文学各历史时期、各类文体的特征：“现当代文学的开创性”“新时期诗歌的抒情美”“新时期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描绘美”“新时期影视与戏剧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等。
我读李先生所撰两万余言的《绪论》感觉在读“极简”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或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简编版”。
《双叶集》的两篇序言，一篇是著者的同盟同志董恒宇先生，一篇是著者的同行同仁尚静波先生。从他们的序言中读出了李先生和任先生的人品、文品。尚静波先生在序中有这样的话：“旧作新读，是会读出新感新悟的。”我读《双叶集》中李先生的评论文字确有感悟，写出来与读者交流，向方家求教。
2020.5.6
王发宾，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家报编委。作品见《内蒙古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文艺报》《诗刊》《星星》《绿风》《诗林》《草原》《延河》出版诗集：《战士的心在燃烧》《蓝色的库库和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