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哲学博士学位。作家中，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学位者，应该是绝无仅有。他是省经济领导部门的一个公务员。本职是专事向领导提供经济发展的蓝图。而且他的十几部经济学专著，也确曾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的反响。因此，说他的文学创作属于“跨界”，应该一点也不夸张、矫情。
有意思的是，即令是在“跨界”写作中，张国云也同样的“跨界”，在诸多文学创作领域自由行走、广泛界入、大有“斩获”。他获得过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诗刊奖，中国时代艺术文学贡献奖，三次获得浙江文学奖，还有作品被选入大学语文课本……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
由于工作的原因，近三十年前，我就得以结识张国云了。那时候他刚刚结束在西藏那曲地区充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援藏生涯，带着他那本历时三年的泣血之作《走进西藏》走进我所工作的作家协会。当时我与西藏还没有过任何“亲密接触”，但书中展现的雪域高原的魄丽神奇与清新朴实的文字表述，立即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我。
我记住了这个清瞿的年青人。我相信，一个人能在海拔4700米的生命禁区如此有定力有追求地坚持三年文学创作，一定能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往后的日子印证了我的直觉：我不断地收到他出版馈赠的十几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专著，不断地获得他获奖得好评的消息。因此，当2020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收到他的长篇小说《中国企业三部曲》之后，虽然已经知道这个三部曲在出版前已经由《中国作家》杂志分期刊载，并且得到了文学名家莫言、何建明、麦家、王干、谢有顺的倾情推荐，仍然未能使我产生年轻时对于朋友作品一睹为快的感觉。然而，当我把小说认真细读一番之后，我不再年轻的心再也止不住一阵阵的血脉喷张了。作者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企业艰苦航程史诗般的书写，对于数以千万计中国企业人在历史嬗变过程中遭遇“阵痛”所进行的深情描述，让我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掩卷沉思、唏嘘流泪。透过作者绘就的中国企业改革开放征程的坎坷画卷，我看到了中国企业人四十年来艰苦曲折的心灵苦旅，也看到了一个具有强大创造力的哲人性的作家，正踏着时代的鼓点，朝着我们义无反顾地走来。
《中国企业三部曲》55万字，上、中、下三部，分别名之《企业纪》、《资本纪》、《智能纪》。《企业纪》全景式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和企业人所经受的艰苦磨砺。《资本纪》描述中国企业家面临外国资本的“沽空”打击，如何破局、求生存、求发展。《智能纪》则以现实和超现实的笔触，表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发展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家勇敢跻身科技战场，夺关斩将、九死一生的慷慨气魄。
就小说的叙事形态而言，《企业纪》采用了实境叙事；《资本纪》采用了置景叙事；《智能纪》采用了超景叙事。由于作者良好的文化素养，在叙事角度转换中，行云流水，浑然天成。在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中意蕴深厚，大气磅礴，使人读来不由得跟随着人物或热血沸腾，或抚掌击节，或扼腕叹息，或潸然泪下。
至少在五个方面，《中国企业三部曲》令人刮目相看，印象深刻。
——首先该说的当然是小说浓郁的人本意识和真诚的担当精神。
《中国企业三部曲》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艰苦历程的史诗。五十几万字的小说文本中，作者以亲身的体验，热情讴歌工人阶级在企业发展面临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定、乐观、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作者对书中诸多人物，包括那些有缺点有过错人物的歌颂、赞美、崇尚，深情、深刻地体现了作品的人民性和悲悯情怀。
有一段时日，“人民性”这个概念被人说成是“泊来品”。其实不然，这个概念中国古已有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尔”；“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道德准绳。
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会有许多评判标准。但是，作品的“人民性”，应该是首屈一指的重要选择。
坚持”人民性”，就是肯定“历史是人民创造”而不是“英雄创造”这个基本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综观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人民性”这个命题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人民性”、“为人民服务”坚持得好的时候，文学就会走向坦途；反之，搞“英雄史观”“向内转”“娱乐至死”，文学就会脱离群众，就会疏离生活的根基，走进自我陶醉自我吹嘘的死胡同。
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对与“人民性”密切相连的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说几句。
有一段时间，小说界对于“政治性”三个字疾莫讳深，谈虎色变，谁若提一提“政治性”，立马就会遭遇围堵，被人奉一项“陈旧僵化”的大帽子。在这些同志心目中，小说的“政治性”等同于“四人帮”的“三突出”、“阴谋文艺”，仿佛一提小说的“政治性”，就是“三突出”创作理念的“借屍还魂。
其实，这是对于小说艺术“政治性”的曲解与误读。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无论是何种品类的艺术，政治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此，崇尚创作自由、精神独立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就比我们直接前卫了许多。
德国作家、1999年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年轻作家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先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尝试，我当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政治是很贪婪的，我很快就觉得，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年轻的作家有一天会发现，他愿意写的爱情或者感情纠葛，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里，而这个社会又要受到某些政治的约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政治总是要表现在他的感情纠葛里，在他叙述故事的同时反映出来。”
张国云在《中国企业三部曲》中曾提及的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对小说“政治性”也许讲得更加坦白。奥威尔在他艺术才能达到成熟的时期，仍然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并且自称：“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的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
他曾经把自己的创作动机归纳为四点。第一是纯粹的自我中心，希望显得聪明，为大家谈论，死后留名；第二是审美方面的热情；第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第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
对于这个政治目的，奥威尔紧接着作了一个说明。他认为，“这里所用政治一词是指它的最大程度的泛义而言。希望把世界推向一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对它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那一种社会的想法。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当然，奥威尔倡导的（坚持的）可不是僵死的政治教条。他明确地指出，“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是我们与“三突出”划清界限的重要支撑。
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条路上，张国云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好几个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人物形象，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换一句白话，《中国企业三部曲》为小说画廊增添了几个仅属于作者自己的“这一个”。
首先，以叙述者身份出现的兼具“国营大厂厂长”“民营大企业CEO”“智能企业华中工厂董事长”的“我”，就非同凡响。他具有强烈的人本意识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对于理想、主义忠贞不二的高尚情操。但是，他也有许多性格缺欠和经验短板。比方说，在目标坚定、处事泼辣的同时，他又存在着软弱与怯懦，在与人的较量中，下不了狠手。再比如，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中，他也会进退失据，该果决时优柔寡断，该豪迈时却又充满了小资情调。后来连自己的夫人也因为他的“冷漠”而与一号机器人一道窃取飞船私奔。
一号首长最后在一场核泄露事故中“面不改色心不跳”，力排众议，视死如归，冲向事故第一线，以身殉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对于时代的誓言。
他无疑是一个英雄。勇敢坚定、智慧机敏、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壮士情怀。但是，在张国云笔下，这个英雄的“一号首长”却并非“完人”。在同居心叵测的“对立面”所进行的殊死较量中他“屡走麦城”。虽然他最终走出了困境，但他的性格缺陷，却也在这个走出困境的过程中，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出来。而正是作者这种不加掩饰的真情描述，使得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英雄形象。
更加有趣的一点是，《中国企业三部曲》中的小说人物，不管是老谋深算、曾用美人计陷害“一号首长”的党委副书记；还是学富五车、心存高远的大学美女教师；还是身份高贵的董事长夫人，甚至钢骨铁心的机器人，都染上了“好色”的“毛病”，而小说中许多矛盾的发生和悬疑的最终得以解扣，这个“好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种安排与写作笔法，看似不可思议，其实顺理成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老祖宗早就说过“食色性也”，早就说过“世间无酒难成事，路上无色行人稀；难倒英雄半文钱，无气之人遭人欺”。所以，“好色”不构成“英雄短板”。只要干净，“好色”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中国企业三部曲》中，不仅活人，机器人也沾染上了这个“毛病”。我不知道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在爱情问题上已经走出多远。但现代小说中，能如此坦荡地披露机器人的“性事能力”，如此细致地描绘机器人对于“异性”的渴望和“争风吃醋”，《三部曲》很可能是开了一个先河。
——第三点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三部曲》广泛的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不仅使假冒伪劣、职工下岗、融资艰难、国有资产流失等重大社会问题产生的背景、原由得以剖析清晰，而且使许多细小、甚至琐碎的日常小事，也变得饶有兴味、真切感人。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张国云在进行哲理阐释时，如行云流水、信手掂来，一点也不造作牵强，让人读来如春雨绵绵、润物无声。
不妨罗列若干。
比如对于企业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作者通过厂长的嘴，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企业改革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安徽小岗村民摁下的‘红手印’，开启的是一场产权结构的改革尝试。我们企业率先转型升级，是以市场换取先进技术的尝试。试错，其实也是试对。改革，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蹚出一条路来。”“坏事有时候会变成好事。无论遇到什么险恶，那怕被逼到悬崖边上，向前你可能死里逃生，向后你只有死路一条！”“相信今天是痛苦的，明天更痛苦，但后天会幸福！”
再如谈到对员工该取何种态度，作者说：人可以无知，但绝不可以无趣。工人不是流水线上一尊没有思想的兵马俑！
谈及工匠精神、慢工出细活，作者又说了这么一段：“工匠也许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但其实工匠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工匠不一定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大凡成功的企业家身上，一定具有这种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心中。在资源日渐匮乏的后成长时代，重提工匠精神，应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一个建材工人要制造出好的产品，关键是要具有像土地那样的‘宽广胸怀’”。
一个犯有过错的老工人，在企业遭遇自然灾害毁灭性打击时，奋勇献身。作者为此又生发出议论，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他们拥护他们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在述及忠诚与伪善时，作者做出了形象的描绘：“人这一辈子，要经得起谎言，受得了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别人许下的）诺言，这样你才知道坚持未必是胜利，放弃未必是认输，与其华丽撞墙，不如优雅转身。……记住做人，都是活给自己看的。”
诸如此类的哲理性语言，让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了美丽的升华，也使得读者通过这些哲理性语言，与小说人物之间完成精神互动，产生共鸣。
——令人印象深刻的的第四点是，作者百科全书式的综述能力。
《中国企业三部曲》是一部纪实小说。文体定位使小说创作很可能遭遇约束。可是作者并不拘泥，在写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涉猎广泛、博记强闻的优势，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极大的增强了小说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中国企业三部曲》的这种“插述”可不是“硬贴”，它往往是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进入，这不仅加强了叙事的历史厚度，也使得叙事的可读性、趣味性跃然纸上。
比如《企业纪》在述及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产品升级换代的方向时，就插述了一个中国游客在日本争抢马桶盖的笑话，因为这种马桶盖是松下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在中国由中国人设计、中国人生产的产品，不是“日本货”。接着，作者讲述了一番有关厕所文化的回顾，而后话锋一转就不留痕迹地讲述了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从一个打零工的小子演变成为世界级大老板的励志故事，评介了他的创新理念。
又如在讲述厂党委副书记小题大作、有意扣押高校美女教师、差点让“我”落入圈套时，小说又通过老厂长之口，讲述了前清宰辅明珠面对政敌陷害，如何采用“踹自己一脚”的智慧化解危机、走出樊笼的故事，从而使主人公悟出了让对手“把事情做绝”“自我暴露”的政治智慧。
再如在述及企业“承包”时该如何采用激励机制，小说又插述了拿破仑苦难的童年和成长往事；在述及“高精尖”“高附加值”时，插述秦砖汉瓦走过的历史轨迹；在描述企业面临的金融危机困境时，插述一年稿费六七万法郎、堪比财政大臣年薪的巴尔扎克，由于投资股票而“一霉到底”、至死都负债累累的凄惨故事。
当然，《三部曲》有关机器人的描述，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在《智能纪》中，机器人不仅有高智商，更有群体性与社会性，还懂得爱。机器人策动了一号首长夫人“私奔”，组织了上百机器人“上访”，简直神通广大。
不过，中国机器人的这种神通广大，还仅是《三部曲》的书面语言，实际上，外国机器人早已经在“真枪实弹”的干了。
《三部曲》就插述了这样几个真实的案例：
新世纪开始，一种号称“震网”的病毒攻击了伊朗的布什尔电站的控制系统，使得伊朗2000多台核燃料铀浓缩离心机失控炸飞；
某年，以色列18架F—16战机空袭叙利亚一处潜在的核设施，轻松得手。因为在空袭之前，叙利亚雷达系统通用处理器后门受到攻击，雷达系统完全瘫痪；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防空网络系统被美军轻易突破，因为伊拉克购买了一批打印机，并把这批打印机与军用电脑相连接，而这批打印机恰恰由西方科技公司设计制造，美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破了伊拉克人的网络防线……
这些类比故事的插入，使读者通过阅读增长了知识和阅读快感，也使得《三部曲》的小说意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空间。
——第五点印象深刻的是文体。对于《中国企业三部曲》的文体认定，作者在《企业纪》后记中有过明确的表述。“本书酷似财经小说，实采用当代经典纪实小说的写作手法”，“应该是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波澜壮阔发展史的长篇纪实小说“。
摆在二十几年前，作者这个定位很可能引发一埸争论。倒不是说你的写作内容有什么逾矩之处，而是你这个“纪实小说“的定位有问题：小说的本质特征是虚构。把虚构和纪实原本矛盾对立的两种形态硬扯在一起，只能是不伦不类的逻辑混乱！
其实，这种指责本身就很有点僵化的嫌疑。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借鉴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要说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对于小说文体一向采取比较宽容比较宽泛的评判立埸，就是当代西方的许多大家，对于文体间的渗透也持明显的肯定态度。英国当代最负声名的女作家、“英格兰老祖母”、2007年度诺奖得主多丽丝.萊辛就明确表示：笔者认为，小说现在处于新闻写作的边缘，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发展趋势，它更加趋向事实。她又说，“要理解一个作家只有去读他的作品，而且不要带着僵化的概念去读。因为作家本人在创作的时候头脑里并没有这些概念和理论，我们只想讲一个故事，我们只想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
“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她讲得真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文坛关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互怼；关于“现代派”“先锋文学”与传统叙事的高下论争，现在回过头去看，除了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喋喋不休地闹出点动静，还能有什么太久远的实践意义呢？
我们应该欢迎、鼓励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在互相渗透中，寻找更能表达小说意境的新形态新方法。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利奥那部获得欧美文坛压倒性好评的小说《2666》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这部被欧美文学界誉为“杰作、伟大、里程碑”的小说，七十余万字中，有20几万字，几乎罗列了一百多桩刑事（杀人）案件，文字纯粹“白描”，仿佛一部犯罪纪录。而且很多案件大同小异，连用词都相差无几。然而，正是这20几万有关犯罪的纪实文字，被业内大家认为是全书的高潮，认为正是这些不加修饰的纪实文字，使得小说具有了强大的震憾力量。
当然，对于纪实小说的文体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者在文体变化上的努力，作为一个在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领域耕耘数十年的作家，我肯定非常乐见。
综上各点，张国云的长篇小说《中国企业三部曲》在立意、结构、人物塑造、叙事方式等方面，确有着诸多足以令人称道之处。当然，金无足赤，作为企业三部曲的创作实践也决不可能完美无暇。事物往往具有双重性。许多创作中采用的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技法，如果掌握不好火候，拿捏不住分寸，也会让读者生厌。比方在小说创作中注重哲理性抒发，当然值得称誉。但是这种抒发如果“失度”了，就会适得其反。贾平凹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说过一段话就很切中时弊，他说：“我们已经厌烦那种政治概念性的散文，现在这类作品很少了，但现在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又很多。有许多散文单薄和类型化，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对事实的看法，也就是事实和看法的关系。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看法重要？应该说，两方面都重要。事实是要求我们写出生活实感，写出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那些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的作品就是缺少这些具体的事实，所以才不感人…..事实是永远不过时的，看法则随着时间发生问题。”平凹到底是文坛老手，往往能够一语中的！
再如对于小说语言的凝炼锻造，也有一些可以斟酌的地处。人常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个作家的艺术功力如何，往往就体现在对于小说语言把控的方寸之间。英籍日裔作家、2017年度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长日将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长日将尽》并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作者也不是英国本土原住民。但在小说中，他的叙述语言却是地道的英国老牌绅士的腔调，淡定自若，娓娓道来，即使描写丘吉尔、里宾特洛甫和美国大佬刘易斯之间的唇枪舌剑，也很节制，少有硝烟弥漫。小说主人公管家史帝文斯记述他父亲对待醉汉采取的方式，打开车门，就那么冷冷地站着，让人感到不怒而威，完全是一种英国式的派头，适可而止，意味无穷。
在即将结束本次随想浅说之际，还想就作者本身说那么几句。
张国云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儿，也是时代的幸运儿。在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涩少年时，他就脱颖而出，当上了一个国营大厂的厂长，几乎经历了这个大厂改革开放“试错”“下岗”“萧条”“重生”的全部“阵痛”过程。而在他渐趋成熟精力四射的时候，时代的浪潮又把他推上雪域高原那曲经济领导部门的岗位，成了那曲经济发展蓝图的主要绘图者，也成了在生命禁区坚持文学创作时间最长的勇士。
企业和西藏的人生体验成了张国云从事文学耕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作者肯定写不出《中国企业三部曲》这样的长篇巨著。有一回，张国云同莫言聊天，聊着聊着又聊到了西藏，说还准备写一部有关西藏的长篇。莫言想了想说，写吧，你是最有资格写好西藏的一个！
深以为是。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一个“世纪之问”。回答当然会有许多选项。但我最愿意做出的回答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是做好了准备的人民！
相信张国云一定会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努力登攀，走得更高、更远、更辉煌！
我们期待，有理由期待。
2020年1月3日 于 静怡斋
（本文作者黄仁柯，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 《中国企业三部曲》入选文化精品扶持工程，分别首发《中国作家》杂志2017、2018、2019年长篇小说专号；2019年11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