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中国的文学和现在的文学概念显然不同，当时不管是集体合作如《诗经》，还是像《尚书》那样一篇一篇的个人讲话，都相当务实，不会虚构，所以作品肯定是作家心灵的真迹。因此，孟子提出通过作品可以知人论世，很有道理。陈永红老师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技巧，近年来又进一步研究作家的心态，探讨新兴的士阶层对主流价值观的否定，追寻自我的主体性。通过作品考察作家疏离主体、疏离时间、疏离方式来探讨作家的本位意识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这一做法很有意思。由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2018年11月，中山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管一达，647千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是一种全新的考察视角，值得我们关注。
《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全面研究了先秦两汉文士疏离现，资料翔实，见解深刻，富有理论气势，是一本难得的优秀学术著作。
首先定位准确新颖。我们知道文士不同于武士，文士有文士的生活方式。当奴隶逃亡、武士造反的时候，文士往往选择隐逸，那么在隐逸、逃亡之间的中间地带就是疏离。我们过去往往将事情简单化，要么说造反、要么说逃亡、要么说隐逸。陈永红能敏锐地看到疏离现象，应该说很了不起。
其次，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的演变过程，和疏离文学的演变两条线索全面展开研究，成分展示了在疏离这个前提下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虽然不能说文学的发展主要靠疏离，但能够拈出疏离进行细致的描述，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作者通过诗歌、散文、词赋这三条线索论证，过程就十分清楚了。
第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能够注意到疏离文学的价值，认为周秦汉疏离文学的体道性成为后世文人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士的怨强化了文人文学抒情性的含蓄特征，在题材上田园生活方式强化了文人以自然为背景的参照系的特征。这样的阐述符合实际情况，又让人眼睛一亮。疏离不是目的，仕途、体道才是文士的真正追求，而体道、明道、得道历来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境界。连孔子都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所以说，论著抓住了中国文学流变的关键。但是，士人生活、思想、创作动机的不稳定，将带来创作的异常现象，对此作者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认为这种阻碍堵塞造成了文学的复杂现象，又影响着文士实现自己主体性的探索和寻找，结果往往是新的文学气象就出现了。
第四，对于疏离文学的解读，作者没有用花里胡哨的言辞去叙述，而是用朴实的逻辑语言去论证，对中国文人在主体性衰落和重新崛起中，论述疏离文学和文学的疏离。对于中国学术和文学的独立过程和满足社会需求方面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指出学术加入文学和情感的投入体现了作者的政治需求和精神状态。当文化下移的时候，如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表现更为明显。而文化的交流则起到了不断的修正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这种种变化中，文士的社会责任也随之变化，经历了由追求仕途本位到高义到天才表现的转变，甚至出现了游仙现象。
这种大文学观有力地提高了本书的价值，使著作在文学研究之外，更具有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价值，所以这是一本好书，我愿意向大家推荐。
作者简介
陈咏红，女，广东省广州市人，文学博士，现任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岭南、广府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有《唐宋讽刺寓言》《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另有约30余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二五”规划项目《广府文人思想发展史论——以<广州大典>为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