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文学上的，更是道德上的。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老师，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胡适。
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记载了他在胡适门下生活和学习的情状，文字朴实无华，读后却让人感佩不已。
罗尔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最初到胡适家帮工，担任抄写员。面对胡适家中满座的名流，罗尔纲自知身份卑微，不免产生自卑心理。善解人意的胡适充分考虑到了这点，“每逢我碰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先容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胡适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卑怯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
人格的气力就像是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师生之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人格上的感召了。罗尔纲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戴季陶曾经送了一副对子给胡适：“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前半句可能过誉了，但后半句的确是实情。胡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科研机构任职，培养了无数的学子，而罗尔纲仅仅是其中没有正式进门的一个，就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胡适一生追求光明，崇尚自由。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时，引用了胡适在“五四”之后曾经对青年人说过的一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同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敖以为，这是胡适思想的精华，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近日，偶读台湾著名散文家陈之藩的《在春风里》，有一则故事更让人感到了胡适的澄澈、明净和温暖。
上世纪50年代，陈之藩去美国留学，连一张火车票也买不起。当时，胡适得悉他的难处，便由美国寄一张400元美金支票给他，作为留学的盘缠。后来，憨厚的陈之藩辛苦积存了一点钱，便立即如数奉还胡适。胡适在1957年10月15日的回信中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但接着他又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藩后来回忆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封信，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封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在春风里》收录了陈之藩多篇纪念胡适的文章，他对胡适的推崇曾形容：“并不是我偏爱他(胡适)，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1921年7月，胡适在北大做教授时，曾和在商务印书馆做事的高梦旦度过了一个暑假。那段时间，胡适和高梦旦朝夕相处，倾心交谈：“高先生每天都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暑假结束，胡适要回北京授课。商务印书馆给胡适一千元钱作为报酬，胡适只收下五百元，他说：“五百元够这一个半月的花费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
胡适是那个年代文化人的精神领袖，他一生为民主和科学不遗余力地奔走，终生憧憬着光明和自由。胡适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此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做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然而，在现实里，他的婚恋并不自由，也不幸福，由不得自己，他只能把深深的爱埋进心里。胡适坦言，对于旧婚约，他“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对此，他坦言：“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曹珮声对胡适的爱，深沉真挚，那么浓烈，那么执着；而胡适也深爱着曹珮声，彼此同声应气，心心相印。
1923年，胡适母亲去世之后，胡适也曾向江冬秀提过离婚。面对江冬秀的以死相挟,胡适退却了,但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胡适与曹珮声的这段情缘在北京西山的寒风中渐渐消逝,但是,曹珮声至死都把她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遗恨终生的是胡适，还有那个痴情女子—曹佩声。胡适固执、心地澄澈的一面由此也可窥见一斑。
因此，在他写给曹珮声的日记、书信和诗文中，这一段情被深深地埋藏起来。他们的恋情无任何功利性目的，全然是两个心灵的靠近和对话。像这样的两情相悦，在当今唯利是图的社会里恐不多见了。
胡适晚年曾说及自己的婚姻：“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想，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宽厚和容忍，也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达观和释然，这与他的道德文章一样，同样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