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梁漱溟敏锐地看到，传统文化是与乡村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毁灭。从这一角度看，他有一种反都市，反现代文明的思想，可以说，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处，提供了一个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维度。
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强调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强调，“现在的中国，名义上已是中华民国了；既云民国，便是要大家来当家，不允许一两个少数人再出来当家了。而正因为如此，就把中国苦了。名义上是要大家都来当家，而实际上又谁都不会当家，谁都不能当家，谁也捞不着当家，所以就产生出许多假造民意伪托民意的事实来。”所以，必须有乡村组织，“必须每个份子对团体生活，都为有力地参加，中国才能太平。”梁漱溟认为，建立了乡村组织，才能够实现“权利为本，法律解决”，对组织内部的事务，以多数表决来处理。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精英流失、两极分化中的农民生活，使农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识的危机之中。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梁漱溟曾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尝试在日军的炮火中烟消云散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出版于1936年的《乡村建设大意》，其中提出的乡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忍不住有一种重新假设历史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