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桃花，也是桃花潭——《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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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桃花，也是桃花潭——《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召开
谁怜把酒悲歌意，非复桃花潭水同。冬日可爱，冬日的江南甚美，这个冬日，有人负喧独坐，有人相约桃花潭畔，把酒言诗，心快神怡。12月8日，由《诗刊》社、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第31届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在位于安徽省泾县的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此时的桃花潭，天色揉蓝，水流潺潺，空气清澈，给人一种恍如世外桃源之感。《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刘永琴、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大解、《解放军文艺》原主编刘立云、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荣荣、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陈先发、济南大学教授路也、著名青年评论家胡亮等20余位诗人、评论家出席，研讨会由《诗刊》三编室副主任蓝野主持。
研讨会上，商震谈到，桃花潭是一个诗意浓厚的地方，这不仅仅是由于李白的《赠汪伦》，还与近些年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在文化交流和发展方面的积极实践有关，与《诗刊》的合作也很精致，每一期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也源于我们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与桃花潭有契合的地方。商震还提到，此次参加研讨会的导师大部分不是“青春诗会”时的指导老师，这是为学员们寻找一种陌生感，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青年诗人要有自己的审美，要有创造力，要有自省能力，要学会自我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写作能力。写诗如在沙漠里打井，不仅要找准位置，还要有深度。一个诗人，首先要热爱诗歌，并不断增加文化知识的积累，增加经验的整合和梳理能力，以此来拓展审美的宽度。
陈先发认为，汉诗精微，对语言的每个位置都有要求，对细节、细部要保持警惕，小篇幅保持大容量，要精准表达。年轻诗人的写作中语言精准性的缺失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江汀的诗歌，有当代汉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准，他对细部的把握细致入微，这与朵渔、曼德尔施塔姆有相似之处。冷峻的理性、家族史、北京生活、社会的浮躁等杂糅其中，有一种雾气。但江汀的诗过早形成了自己稳固的模式，形式感成熟，调子低徊，不够巧，这就少了些趣味。他的语言可以再活泼些，轻重要有一种平衡，年轻人的写作要在不确定中去寻找变化，在不断变化中寻找可能性。在谈到茱萸时，陈先发提到，诗歌是以语言为手段，以语言为手段的同时又以其为目的，现代性建立的基础是真正探索个体的复杂性。茱萸是个人复杂性比较突出的一位诗人，但他并未真正形成思想的复杂性。写作就是区分，古典资源的东西很多，传统并未消失，只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茱萸真正来源于生活层面的少，在语言表面滑行，充满表达的弹性，但从生活中得到的启示少。
“年龄大了，时间就像被挤掉一样，十年前的事还像昨天一样”诗人大解说，语言像是砌墙的砖头，每一块砖头都要精准，不然容易塌掉。白月的诗歌中短诗居多，诗虽短，意义却是敞开的，语言节制、通灵、多义，读之有闪烁的亮点，很有智慧。但语言的过于节制，容易造成一种紧张感，影响意义生成，无法给人杀伤力。他建议白月可以尝试写叙事诗，语言落到具体的细节，避免空转、打滑，这样诗歌才能鲜活、生动、有趣味。谈到张二棍的诗歌，大解很有感触，他认为张二棍很善于表现当代生活，写苦难很具象，写农村生活很细致，写个人苦难延展性强，诗歌语言朴实、准确、有张力，《挪用一个词》一诗，在棺木上刷漆的老人那种超越生死的达观，富有哲理。另外，张二棍的诗歌向度明确，线条清晰，但边界却是开放的，他的叙事的现代性，来自于真实的苦难。
荣荣认为，林宗龙的诗歌前后泾渭分明，写法不一样，前半部分读起来费解，后半部分则很顺畅，他的诗歌很有探索性、日常性，有内蕴，像鸡尾酒，很美，他对语言的处理有冒险精神，对平庸写作的不满足感才有了创新，语言欢跃下带来写作的满足感。如果能注重诗歌的和谐性，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更贴近，隐喻有所指，能指、可指，意象的转换更自然一些，那么，他的进步会更大。武强华的诗歌则触角活跃，很亲切、轻盈，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之感，像啤酒，淡淡的，却很爽口。但缺少透明与辛辣，写作路子有些单一，这也需要人生阅历和锤炼。天岚的诗歌与他们的不同，抒情性强，诗意澎湃，有很多判断句式，略显可爱。他对诗句的经营像散装白酒，洒脱。这样的诗歌有激情，诗意饱满。但写得有些啰嗦，有些拖沓，对节奏的把控能力还需要提高。最后，荣荣还提到，他们的诗歌创作，让她看到了当代诗歌类型化写作被破解的可能性。
胡亮说，杨庆祥的诗歌语言上有变化，思想上有承担，其语言景观也很复杂多变，有时精确，有时恍惚，有时古雅，有时跳脱，有时严肃，有时活泼，有时现实，有时超现实。诗歌应该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织物，杨庆祥的瑕疵在于有时过于理性。李其文的诗歌拥有显而易见的几个词根：海洋，渔村，田地，山峰，自然的庙堂。这些成为其全部写作的背景性存在。他的写作总是在海与山之间切换，试图重现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美学或道家哲学。这种美学或哲学，肯定不会见诸所谓城市文明，而只能见诸渔民或山民的日常生活，见诸其日常生活中不能被轻易辨认出来的某种饱满的仪式感。其不足在于，有时过于写实，不能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轻盈切换。袁绍珊的诗歌写作是受体验引导的，具有摇曳多变的节奏感，有时是缓慢的、铺排的、堆积的，有点像汉赋或蒙古长调；有时是迅疾的、轻盈的、跳跃的，有点像口占小令或即兴演奏。其不足主要表现在才华外露，不够节制。
路也认为，钱利娜和秋水的诗歌中女性意识比较明显，特别注重人与自我的关系。钱利娜的诗歌深邃、神秘，有着水与火的交融之感，隐喻也颇为直观，是外冷内热型的，像是从原始力量中产生的秩序。内心的挣扎、痛苦，被处理得非常具象，很有个人风格。但她的诗歌有种片面的、不均衡的力量，如果写作手法、内容更丰富饱满一些，思维意义上会更有广度和宽度。秋水比较擅长写瞬间、刹那，不在诗中进行道德判断，她的诗有对生活的感悟，有很深的底色。语言含蓄，有节奏，有很强的抒情性，如《橘子》中对橘子“站立在白瓷盘里”的描写，很有诗剧的感觉。但秋水的写作也存在“碎片化”的问题，需要更宏观的视野，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谱系。
刘立云谈到赵亚东和黎启天的诗歌时，认为两人都在调整自己，在认识新的高度，明确自己的写作。说起黎启天的诗，他提出诗有三类，一为简约，一为故乡（写实），一为细节。黎启天的诗歌似乎都与之有关，有对自身的正确认识，这是很难得的，他的诗形象很鲜活，情感也很真实。刘立云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花时间做案头工作，并很形象的以“看见了高峰，他在苦苦攀登”来形容，二是要处理好经验与经历的关系，即“触及了困难，他在迎风洒泪”。在语言上，要让传统走到现实，打破惯有的排比句式。赵亚东的诗歌，语言纯粹、自然、朴素，风格也改变以往的凌厉，变得柔软，思想越来越细致。但他仅仅解放语言还不够，还要解放思想，要使自己的诗歌更有锋芒。
来自冰城哈尔滨的赵亚东，在桃花潭，想必要比别人感到温暖些，作为学员代表，他说自己在参加“青春诗会”时更像是一名诗歌爱好者，向老师们学习思考方式，学习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他认为自己的写作一开始是单纯的灵性、灵感写作，后来逐渐进入自觉写作，并开始系统训练自己。这两年的创作得到了老师们的指点，“青春诗会”让他收获很多，也让他对写诗有了很大自信，让很多像他一样对诗歌热爱的年轻人有了更快、更具体的进步。
新时期以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多变，个体意识苏醒和现代性崛起过程中，诗人如何在自身的困境中、在当下的生存藩篱中实现个体的突围，是值得反思和探索的问题。“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是一次针对“青春诗会”学员近两年诗歌创作的诗会，也是不同的诗歌创作个体的又一次相互碰撞，每年举办一次，它不仅对青年诗人找出自身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有帮助，还对青年诗人如何汲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资源，形成自身复杂多元的个人语言大有裨益。诗人是时代的见证者，青年诗人有着很好的记忆力，他们对诗歌的态度和自身的创作，影响着诗歌事业的发展，这次研讨会对青年诗人的写作有着特殊意义，或许多年以后，当再次回想，心中仍会感到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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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桃花，也是桃花潭——《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召开
谁怜把酒悲歌意，非复桃花潭水同。冬日可爱，冬日的江南甚美，这个冬日，有人负喧独坐，有人相约桃花潭畔，把酒言诗，心快神怡。12月8日，由《诗刊》社、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第31届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在位于安徽省泾县的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此时的桃花潭，天色揉蓝，水流潺潺，空气清澈，给人一种恍如世外桃源之感。《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刘永琴、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大解、《解放军文艺》原主编刘立云、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荣荣、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陈先发、济南大学教授路也、著名青年评论家胡亮等20余位诗人、评论家出席，研讨会由《诗刊》三编室副主任蓝野主持。
研讨会上，商震谈到，桃花潭是一个诗意浓厚的地方，这不仅仅是由于李白的《赠汪伦》，还与近些年桃花潭文化艺术中心在文化交流和发展方面的积极实践有关，与《诗刊》的合作也很精致，每一期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也源于我们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与桃花潭有契合的地方。商震还提到，此次参加研讨会的导师大部分不是“青春诗会”时的指导老师，这是为学员们寻找一种陌生感，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青年诗人要有自己的审美，要有创造力，要有自省能力，要学会自我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写作能力。写诗如在沙漠里打井，不仅要找准位置，还要有深度。一个诗人，首先要热爱诗歌，并不断增加文化知识的积累，增加经验的整合和梳理能力，以此来拓展审美的宽度。
陈先发认为，汉诗精微，对语言的每个位置都有要求，对细节、细部要保持警惕，小篇幅保持大容量，要精准表达。年轻诗人的写作中语言精准性的缺失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江汀的诗歌，有当代汉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准，他对细部的把握细致入微，这与朵渔、曼德尔施塔姆有相似之处。冷峻的理性、家族史、北京生活、社会的浮躁等杂糅其中，有一种雾气。但江汀的诗过早形成了自己稳固的模式，形式感成熟，调子低徊，不够巧，这就少了些趣味。他的语言可以再活泼些，轻重要有一种平衡，年轻人的写作要在不确定中去寻找变化，在不断变化中寻找可能性。在谈到茱萸时，陈先发提到，诗歌是以语言为手段，以语言为手段的同时又以其为目的，现代性建立的基础是真正探索个体的复杂性。茱萸是个人复杂性比较突出的一位诗人，但他并未真正形成思想的复杂性。写作就是区分，古典资源的东西很多，传统并未消失，只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茱萸真正来源于生活层面的少，在语言表面滑行，充满表达的弹性，但从生活中得到的启示少。
“年龄大了，时间就像被挤掉一样，十年前的事还像昨天一样”诗人大解说，语言像是砌墙的砖头，每一块砖头都要精准，不然容易塌掉。白月的诗歌中短诗居多，诗虽短，意义却是敞开的，语言节制、通灵、多义，读之有闪烁的亮点，很有智慧。但语言的过于节制，容易造成一种紧张感，影响意义生成，无法给人杀伤力。他建议白月可以尝试写叙事诗，语言落到具体的细节，避免空转、打滑，这样诗歌才能鲜活、生动、有趣味。谈到张二棍的诗歌，大解很有感触，他认为张二棍很善于表现当代生活，写苦难很具象，写农村生活很细致，写个人苦难延展性强，诗歌语言朴实、准确、有张力，《挪用一个词》一诗，在棺木上刷漆的老人那种超越生死的达观，富有哲理。另外，张二棍的诗歌向度明确，线条清晰，但边界却是开放的，他的叙事的现代性，来自于真实的苦难。
荣荣认为，林宗龙的诗歌前后泾渭分明，写法不一样，前半部分读起来费解，后半部分则很顺畅，他的诗歌很有探索性、日常性，有内蕴，像鸡尾酒，很美，他对语言的处理有冒险精神，对平庸写作的不满足感才有了创新，语言欢跃下带来写作的满足感。如果能注重诗歌的和谐性，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更贴近，隐喻有所指，能指、可指，意象的转换更自然一些，那么，他的进步会更大。武强华的诗歌则触角活跃，很亲切、轻盈，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之感，像啤酒，淡淡的，却很爽口。但缺少透明与辛辣，写作路子有些单一，这也需要人生阅历和锤炼。天岚的诗歌与他们的不同，抒情性强，诗意澎湃，有很多判断句式，略显可爱。他对诗句的经营像散装白酒，洒脱。这样的诗歌有激情，诗意饱满。但写得有些啰嗦，有些拖沓，对节奏的把控能力还需要提高。最后，荣荣还提到，他们的诗歌创作，让她看到了当代诗歌类型化写作被破解的可能性。
胡亮说，杨庆祥的诗歌语言上有变化，思想上有承担，其语言景观也很复杂多变，有时精确，有时恍惚，有时古雅，有时跳脱，有时严肃，有时活泼，有时现实，有时超现实。诗歌应该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织物，杨庆祥的瑕疵在于有时过于理性。李其文的诗歌拥有显而易见的几个词根：海洋，渔村，田地，山峰，自然的庙堂。这些成为其全部写作的背景性存在。他的写作总是在海与山之间切换，试图重现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美学或道家哲学。这种美学或哲学，肯定不会见诸所谓城市文明，而只能见诸渔民或山民的日常生活，见诸其日常生活中不能被轻易辨认出来的某种饱满的仪式感。其不足在于，有时过于写实，不能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轻盈切换。袁绍珊的诗歌写作是受体验引导的，具有摇曳多变的节奏感，有时是缓慢的、铺排的、堆积的，有点像汉赋或蒙古长调；有时是迅疾的、轻盈的、跳跃的，有点像口占小令或即兴演奏。其不足主要表现在才华外露，不够节制。
路也认为，钱利娜和秋水的诗歌中女性意识比较明显，特别注重人与自我的关系。钱利娜的诗歌深邃、神秘，有着水与火的交融之感，隐喻也颇为直观，是外冷内热型的，像是从原始力量中产生的秩序。内心的挣扎、痛苦，被处理得非常具象，很有个人风格。但她的诗歌有种片面的、不均衡的力量，如果写作手法、内容更丰富饱满一些，思维意义上会更有广度和宽度。秋水比较擅长写瞬间、刹那，不在诗中进行道德判断，她的诗有对生活的感悟，有很深的底色。语言含蓄，有节奏，有很强的抒情性，如《橘子》中对橘子“站立在白瓷盘里”的描写，很有诗剧的感觉。但秋水的写作也存在“碎片化”的问题，需要更宏观的视野，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谱系。
刘立云谈到赵亚东和黎启天的诗歌时，认为两人都在调整自己，在认识新的高度，明确自己的写作。说起黎启天的诗，他提出诗有三类，一为简约，一为故乡（写实），一为细节。黎启天的诗歌似乎都与之有关，有对自身的正确认识，这是很难得的，他的诗形象很鲜活，情感也很真实。刘立云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花时间做案头工作，并很形象的以“看见了高峰，他在苦苦攀登”来形容，二是要处理好经验与经历的关系，即“触及了困难，他在迎风洒泪”。在语言上，要让传统走到现实，打破惯有的排比句式。赵亚东的诗歌，语言纯粹、自然、朴素，风格也改变以往的凌厉，变得柔软，思想越来越细致。但他仅仅解放语言还不够，还要解放思想，要使自己的诗歌更有锋芒。
来自冰城哈尔滨的赵亚东，在桃花潭，想必要比别人感到温暖些，作为学员代表，他说自己在参加“青春诗会”时更像是一名诗歌爱好者，向老师们学习思考方式，学习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他认为自己的写作一开始是单纯的灵性、灵感写作，后来逐渐进入自觉写作，并开始系统训练自己。这两年的创作得到了老师们的指点，“青春诗会”让他收获很多，也让他对写诗有了很大自信，让很多像他一样对诗歌热爱的年轻人有了更快、更具体的进步。
新时期以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多变，个体意识苏醒和现代性崛起过程中，诗人如何在自身的困境中、在当下的生存藩篱中实现个体的突围，是值得反思和探索的问题。“青春诗会作品研讨会”是一次针对“青春诗会”学员近两年诗歌创作的诗会，也是不同的诗歌创作个体的又一次相互碰撞，每年举办一次，它不仅对青年诗人找出自身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有帮助，还对青年诗人如何汲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资源，形成自身复杂多元的个人语言大有裨益。诗人是时代的见证者，青年诗人有着很好的记忆力，他们对诗歌的态度和自身的创作，影响着诗歌事业的发展，这次研讨会对青年诗人的写作有着特殊意义，或许多年以后，当再次回想，心中仍会感到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