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土
李明新
“乡土”的概念对我来说，就是那些经常入梦的东西，比如颐和园北墙外那片水塘里摇曳的荷花，那片在阳光下小手般晃动的嫩绿稻禾，那片碎星般铺散开的白色慈姑花，还有那清亮活泼的小溪、黑色的滋泥；还有，还有敬老院前那两棵在风中欢快地拍着手的老杨树。你知道老杨树拍手的声音在我的梦里是怎样的节奏吗？哦，别说梦里，就在我现在写出来这些文字时，它又一次响起，我已热泪盈眶！什么是乡土？在别人看来是普通的文字，在我只是一念便“戳心戳肺”
——那是我生命的土壤啊！
我出生在颐和园的后身——大有庄。这个名字是拜慈禧皇太后所赐。这个村庄的原名叫“穷八家”，最初只有八户人家。据说有一年慈禧皇太后在颐和园后山的眺远斋看去妙峰山上香路过的花会，手指着大有庄随便问起身边的人“这个村叫什么呀？”听到回答后，老佛爷皱着眉头说，改叫“大有庄”吧——这是我小的时候亲耳听到的、颐和园一带民间口耳相传的一种说法。我在查资料时还发现了一种说法，说是乾隆帝在观《西郊胜景图》时，嫌其村名欠雅，故赐名改为
“大有庄”，“大有”是丰收的意思，表达了人们期盼着荣华富贵的心情。据说原来村子的南侧，挨着颐香公路边上，曾立有一通乾隆御题 “大有庄”石碑，每字一尺见方。我小的时候从未见过这通碑，但是后来据说是被我父亲和弟弟从我家后院搬出来，捐献给了文物部门，现在矗立在中央党校院内。
“村”，是自然形成的人类聚居地，而“庄”则是具有傍路而成的地理位置，有驿、旅、商、防等功能。大有庄地处是“三山五园”皇家园的核心区，它依傍京城与西山之间的交通要道，南毗颐和园，东连圆明园、畅春园；西接西山的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从清代驻军情况来看，它不仅是“两旗夹一村”，更是夹在东侧圆明园八旗、西侧则香山八旗两个驻军“兵团”
之间的村庄，因而它从“穷八家”到“大有庄”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
颐和园的前身叫“清漪园”，是乾隆皇帝亲自设计建造的。大有庄虽在颐和园墙外，但是园内景观的余脉并没有被大墙阻隔。清漪园的修建，让大有庄成为官员的“别墅区”，入园方便，皇帝随叫随到，景色好而不越矩，还落个自由自在。大有庄当时虽是地处“郊区”，却因“呼吸通帝座”的敏感位置，而成为信息最为灵通之处。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斜对面是个高出平地的井台，再向南是一片水塘。水塘北侧有一棵古柳，叔叔为了躲开我们姐弟的骚扰，经常躲在那棵树下读书，而每每被我找到。叔叔晨光中古柳下读书的美好场景，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刻下一个愿望——我也要这样读书。
在美景里读书伴随了我一生，年轻时我喜欢在落日余晖中，在昆明湖租一条小船，独自荡舟。我将船划到无人处，斜倚船帮，沉浸在天、地与我一人的氛围。不租船，我就在颐和园里找一处别人走不到的游廊，去和小宫娥的幽灵一起读书——我的婚前的青年时代，几乎每个周日下午，都是这样度过的。即便到现在，我读书也要先把自己的心情整理好，茶或者咖啡端在手上，然后才捧起书本。
那片水塘成就了孩子们的整个童年。弟弟们在那里夏天游泳、摸鱼、捉蜻蜓。冬天的滑冰也很壮观：孩子们用自制的“冰车”、“脚溜子（仿制的滑雪板）”展开竞赛，不管胜负都开怀大笑、大叫。小伙伴们也会打个小架，被各自的父母训一顿则罢，从未听过血腥的事件。那片水塘种过荷花、慈姑、稻子，夜晚栖息水塘中的青蛙和着漫天的星光咕咕鸣叫，我们就在奶奶缝补衣衫的昏黄灯光中、在这自然的催眠曲中酣然睡去。这种种美好都成为我心灵中不可磨灭的烙印。现在那景色、那场景、那近乎天籁的孩童的笑声，只有在梦中能见到了。
现在关于“北京人”的定义，不知以几代定居北京为准。我家的根要追溯到我的太爷爷。光绪年间，我14岁的太爷爷独自一人，背了个包袱卷从河北大成县来到京城打工。这个小伙子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可能是个帅哥：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做事勤勉，诚实可信，否则为什么我太奶奶的父母，居然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独生女儿嫁给了他，还把买卖也都给了他。海棠花飘落的时候，我经常在我家院里的海棠树下，用我的脸和手去接飘飘落下的花瓣，小脑袋瓜里想象我的太爷爷和太奶奶也曾在这海棠花下谈情说爱——那时我也正值青春期。
在太爷爷这个外来这个“打工者”的经营下，我家在大有庄一带，置下了好几处房产。记得文革期间，我的奶奶就指着我家后院墙外那好大片房子说，这是咱们家的“马号”。我那时刚上小学二年级，我知道奶奶这是“变天账”！我的小心脏砰砰砰地狂跳。奶奶说“别对别人说”，听了这话，我放下心来：只要我不说，就没人知道！
太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爷爷是老大。我爷爷继承了太爷爷良好的基因，高高的个子，人长得很精神。解放前他作过“伪保长”，也给共产党的队伍帮过很多忙，加上我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卖房子，濒临1949年解放，家产也变卖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套两进的四合院自家居住。所以，解放后划定成份时，我家的成份被定为“城市贫民”。虽是城市贫民，爷爷用他的智慧，让我们姐弟五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期间，没有挨过一顿饿。
爷爷走在了太爷爷前边，他49岁死于脑溢血。奶奶让我去姥姥家报信，6岁的我自己跑到住在中央党校园内的姥姥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姥姥“我爷爷死了”。姥姥说“胡说，是你老祖（我们称太爷爷为老祖）没了吧”。我说不是不是，真的是我爷爷死了。6岁的这段记忆，清晰地在脑子里放映。
爷爷有两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而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底下有四个弟弟，我叔叔家也是三个男孩，我们这辈八个孩子，就我一个女孩。只是奶奶从来不娇惯我，我混在男孩子堆里长大，跟着他们游泳、滑冰、粘蜻蜓、在小河沟里摸鱼。记得小学三年级，一天奶奶在窗前一边盘着头发一边说“这要是过去，我死了，棺材前面也是一片‘白鹅’”，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幸福感。但是奶奶选择了火葬。她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为了后代改变“有瑕疵”的出身而积极要求入党，付出了多少代价，她知道爸爸单位号召党员家属带头实行火葬。
爷爷走后，奶奶是全家的顶梁柱，也是我们我们这一片老住户的“主心骨”。谁家的事，只要求到奶奶，她都热心帮忙。我的“古道热肠”，就是她给我的影响。奶奶到底帮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我记得奶奶每次上街买菜，总有孩子追着叫奶奶，帮她把菜拎到家里。奶奶只活了73岁，这对于他们那一代人，也算是“天年”了。
父亲和叔叔兄弟两个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父亲14岁学徒，16岁经人介绍进了邮政局工作。一辈子勤勤恳恳，虽然比爷爷活得长，他寿数也是短的，64岁时因为治疗一个小病发生医疗事故走的。他似乎是很不情愿离去，他的魂魄在家里闹了几档子事：先是耳房的房梁半夜断了；在送他火化的路上，汽车坏了；给他圆坟那天北屋床上、窗子上铺天盖地的长着翅膀的风蚂蚁；妈妈说他还把邮册上的邮品全翻了个。我为人忠厚的父亲用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也有反叛的一面。
叔叔从小学上到大学，被奶奶和父亲爱护着，没有吃过苦，他的苦都吃在了祖国建设上。他和婶婶石油学院毕业后，参与了大庆油田、湖北油田、东方红炼油厂、华北油田的开发建设。现在年近80的他们落下一身病。
我和弟弟们是幸福的，我们有安定幸福的童年。总在我梦境中出现的那片荷塘，就是我们的最爱。一年四季，风景变幻，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满塘的荷花和在清亮的河滩上玩耍的弟弟，那时少年的心总是满满的幸福。
荷塘北侧是个广场，我的自行车就是在那里学会的。自从2003年买了汽车，我就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2015年我在台湾淡水骑着一辆自行车沿水岸线独自骑行，登上车轮的一瞬，我的眼泪刷刷地淌下来——我回到了我久违的少年时光。
大有庄给了我美丽的童年、少年、青年，直到我29岁结婚才离开那里。离开也只是不住在我家的老宅子里了，每个周末我都回家。迫使我们家“拔根”的，是某个单位的扩路拆迁工作。2003年我们全家离开了已经居住五代人，近120多年的老宅，算起来，我在那里已度过将近50年。
大有庄有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人情之美，当一个人的生命在一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是如何修炼的，老天爷让我降生在大有庄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片土地上！小的时候被快乐浸泡着，从未思考过我为什么会拥有如此童年，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如今当我到了耳顺之年，开始反刍，开始恋旧，童年的景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梦境里。我在思考人的性格品行与家庭、与出生地的关系。应该说人的出生是一种宿命，也许是上一次轮回种下的“因”。什么土壤长什么庄稼，一片土地的原素构成，决定它产什么“庄稼”，因而会有“举人村”、“将军乡”等。然而，大有庄虽然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氛围浓厚，但这片土地浸染了皇家的贵气，北京人的大气，终究缺少“穷则思变”，渴求功名的建功立业之心——我想我就是代表。因而虽有小才，难成大器。
我还是感谢我生长的土地，它给了我善良、热诚、忠厚，它让我成为可以上天堂的人！我在想是不是天堂里也有这么一块相似的地方，就叫“大有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