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文学梦”是如何萌发的？
刘汀：我的老家是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一个山村，故乡的精神资源是极其贫乏的，然而故乡以它的蓝天绿草，丰富滋养了我的内心。故乡亲人所讲的各种乡村故事，亦开启了我最初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在黑夜时，它们帮我超越了农村漆黑而安静的夜晚，创造了另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童年记忆始终是一个作家最初和最根本的写作资源，对我来说，最早的文学教育就来自童年这种“耳朵”的阅读。中学时，实在是“饥饿”，肚子和脑袋都是，肚子的饥饿还好说，脑袋的饥饿就难办。后来发现小镇上有很多租书亭，就开始去租各种书看，差不多读了五六百本。通过这些书，一个小镇少年的精神世界被打开、被丰富。
少年时的迷惘、焦虑、空虚，让我疯狂地阅读。也是这些原因，我的心思并不在成绩上，以致第一年高考落榜了。自然就开始复读，但没想到这一下就复读了三年，拿了三个录取通知书，在我们高中也算是一段传奇。
第二年复读，考上了大连的一个税务专科学校，课上发了一个算盘时，我彻底被击溃了。拨算盘，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我是敲键盘的，而不是拨算盘的”，这当然是后话，当时只觉得算盘出现在我的人生里太不可思议了，它击破了我的现实感。
命运像一条河流，不管在哪儿、在什么时候转了弯，但它最终还是会流向该去的地方。但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并非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命运，而是在关键的时刻，知道该做怎样的选择。
青春就在于不确定性
记者：师大求学的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刘汀：2001年，我考入了北师大中文系，这一年我刚好二十岁。师大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开学不久，我就在宿舍里涂涂改改写东西。开始是在班刊上发表小说和诗，之后加入了院里文学爱好者组织的斑驳文学网。从此，我超脱了本能的写作，而具有了自觉性，是作为一个作者在写作了。从自发到自觉，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通常是有了想法然后形成文字；在此之后，会认真考虑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么写。后来主持五四文学社，写稿、选稿、出刊，这些都帮我更好地认识文学。
第一次上文学理论课，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彻底抛弃高中生对“作文”的认识，要树立真正的“文学”观念。这门课讲了很多国内外的文学理论，听起来犹如天书，但却通过“震惊”式的方式，帮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我知道了卡夫卡、托尔斯泰、贝克特，也知道了心理分析、新批评、现代主义。
本科阶段，我发表的作品并不多。2002年，小说《麦斯威尔和雀巢》入选《2003年大学生最佳小说选》。这让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可以走得更远的。
读博让我更加明晓什么是好作品，知道自己写作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也给了我更好的视野和训练。我写小说、散文，也写批评文章。
记者：青春因为易逝和脆弱而愈发动人，成长是历经青春之后人可能达致的一种状态，《青春简史》则是关于“80后”一代的大学记忆，你是如何看待青春与成长的？
刘汀：青春和成长，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阶段。我想弄清楚，我这一代人的青春是什么样子的，成长又经历了怎样的阵痛，所以有了《青春简史》这部书。在书中，我用男女主人公的成长串起了十几个青年人的故事。我希望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能代表一种类型的青年人，比如胡梦是懵懂随遇而安的、黄淑英因自卑而堕落却最终回到日常生活、欧阳紫荆浪漫却在现实中受挫等等，四年大学生活是他们人生的大转弯。小说的结尾，胡梦买了一张车票，我没有写这张车票是去哪儿的。是去南京找苏帘儿吗？是回老家吗？是去另外一个地方吗？我不知道，因为青春即便是一条路，它的美好和痛苦也都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我希望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来表现这种不确定性。
写作必须要有险可冒
记者：在《布克村信札》后记中，你曾提到“文体实验”的问题；而作家梁鸿也认为，你的文字，在说理与抒情、冷峻与温暖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种怪异、疏离、参差的文体与风格。你如何看待文体实验与创新？
刘汀：文体实验，更多是一个作家的自我实验。写作是一种冒险的事，必须要有险可冒，要自己设置障碍，然后去超越它。
《布克村信札》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我读了很多外国小说，觉得那种翻译体的语言很有味道，就想做下尝试，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模仿了翻译语体，主人公的名字都带着外国味，但读者又是中国人，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度非常难拿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尽量避免小说中出现较常见的中国元素，但又不使其过于陌生化。
最终，小说获99“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这是我的一次实验，只凭一股冲动，开始了第一句话，第一段话，第一封信。现在，我确信这种尝试对我本人而言是极其有益的。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探索中文写作的可能性，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写得和别人不一样，和自己以前不一样。
记者：几乎每年你都有作品出版，你的创作有何变化，不变的又是什么？
刘汀：对现实生活的认真、对日常经验的热爱，是我的创作一直坚守的。《布克村信札》有着一种特殊的味道，但内里讲的却是对乡土的认知。乡土是我的童年，也是我精神的故乡。《青春简史》写的是成长，也与我当年的困惑息息相关。这两本书看似主题各异，却都指向了我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而《别人的生活》更直接，直面自己所经历的现实。作家阎连科评价这部作品是“诗心的追问”。所谓“诗心”，也就是对苦难的平常心、对生活的热心、对别人的关心。“追问”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灵魂和自由的问题，论题很大，但却是从生活里很细小的事情来切入，通过一个缝隙，来窥视到真相。
努力工作以安身，坚持写作以立命
记者：读书与写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写作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刘汀：对我而言，读书就是写作的一部分，是更多地了解自身和世界的途径。写作是一种本能，是人对世界所不得不发出的感慨，这是写作的个人性；但它又不单纯是个人的，还应该有一种公共性。“努力工作以安身，坚持写作以立命”，安身和立命是不同的，安身是要活下去，立命是要活得有意义。意义不是一个宏大的词语，而是指向自身，也就是自我的完善。我想知道“灵魂”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把它看做是生活中的一道光，可照亮立锥之地，可温暖内心，但我们的命运却在于，每到夜晚所有的光都将隐匿，第二天醒来之后你必须重新寻找它。这种不断重复的寻找和确信，如同西西弗斯滚动的那块石头，沉重、粗粝，可又是不可逃避的劳作。灵魂隐藏在白昼的所有光之中，稍纵即逝，稍纵即被吞没，但并非不可把握。码字就是码人生，写作会是我一生的事业。
记者：作家阎连科说：“如刘汀这样，年龄中还含着青嫩的汁水，却已经把小说写得累累果实，且散文又写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叶茂，呈出独有少见的境况。”写作的功力是如何练就的？
刘汀：写作功力，我的感觉和经验就是一个字———写，不停地写，写各种各样的东西。写多了，慢慢就会找到门路和方法，就会形成一种写作的感觉。这种写，不是网上每天几万字的那种码字，而是认真、清醒地写作，有反思，有选择。我的作品更愿意去关注、去写普通人，就是我们在马路上、菜市场、小区里遇到的人。
我写东西下笔很快，下笔之前的构思和斟酌却比较慢。慢是值得的，是因为我要保持一种清醒，要随时能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我担心一旦快起来，周围的风景就会模糊。慢，事实上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对世界的认知问题。在现代社会，一切都在提速，慢就彰显出它的特殊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