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陈梦溪
导语：
6月25日，“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扬州大学成立。扬州大学是毕飞宇的母校，“毕飞宇研究中心”依托高校的优势资源，旨在培养更多的优秀作家，共同推进江苏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创作。
十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聘请王安忆做创作专业教授，开始尝试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学教育模式。如今，许多大学的文学院都相继引进了一批知名作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不少大学开始聘任驻校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由莫言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苏童调入北师大；刘震云、阎连科、王家新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毕飞宇也加入了作家担任大学教授的行列。他的小说公开课讲稿被发到微博后引发了网友的追捧，他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剖析名家的经典作品，同时用准确实际的方法讲解如何写作一部优秀的小说，从《水浒传》、《红楼梦》、《聊斋》等古典名著讲到鲁迅、汪曾祺等现当代名家，再到海明威、哈代、莫泊桑、奈保尔等外国文学大师，毕飞宇的“小说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毕飞宇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成熟度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作家，甚至超越了很多八十年代成名的前辈作家。在从传统媒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转型时期，毕飞宇可以被视为承袭了经典文学传统的代表作家。
唯一想培养的人是自己
记者：扬州大学是你的母校，学校称你是扬州大学的名片，尤其是文学系的学生也以作为你的师弟师妹为荣。这次成立研究中心的契机是什么？
毕飞宇：说我是名片这个言重了。读大学之前，我就是一个乡下孩子，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天天能有红烧肉，我在读书期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生命质量的提升。当我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因为浓郁的氛围，我知道了一件事，我是一个可以成为诗人或者作家的那种人。我最终没能成为诗人，可我成了一个小说家，这是可以接受的。我在读书期间收获了我的人生理想，最终，我成了一个践行理想的人。母校对学子的偏爱通常是无与伦比的，学子对母校的感恩也一样无与伦比。建立研究中心这件事很简单，母校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需要任何契机。
记者：你曾经说过不希望毕飞宇研究中心成为只研究毕飞宇的机构，你对研究中心的定位是什么？
毕飞宇：这个研究中心不是我的，是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它的定位在哪里，应该由中心说了算。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如果这个中心只是研究我，那么这个中心就很局促，没出息，我又不是鲁迅、曹雪芹，研究我用不着花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我渴望的中心应当以中国的当代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世界。
记者：你已经担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开设小说分析的课程，此次在扬州大学成立研究中心会做哪些方面的探索？
毕飞宇：首先我要给你说一说扬州大学的文学院，我读书的时候叫“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文革之后，它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曾华鹏、李关元、叶橹、吴周文、孙露茜、石明辉……正是因为他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涌现了一大批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你问我中心有怎样的规划，很简单，一切以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为前提。学科上去了，研究能力上去了，一切就都上去了。
记者：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扶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帮助文学新人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毕飞宇：我没有具体的想法，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培养文学新人，没有人需要我培养，我也培养不了任何人。请原谅我的自私，我虽然不年轻了，但是，我唯一想培养的仅仅是我自己。当然，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谦虚，他渴望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帮助，那我会尽力。事实上，我在34岁的那一年就做文学编辑了，经常在编辑部里头接待作者，有些人比我年轻，有些人比我年长，有些人比我谦虚，有些人比我狂妄，有些人在帮助我，有时候我也帮别人。我总体的感觉是，谦虚的人比狂妄的人走得更远。谦虚也不是一个姿态，其实就是怀疑自己的精神，也是一个开拓自我的方式。
中文系和培养作家不能划等号
记者：听说你在高考时的成绩并不太高，但老师看到你的作文后破格录取了，是这么回事儿吗？你认为在当今的高考体制下，高校的文学专业如何不遗漏掉有文学天分的学生？
毕飞宇：实际上也不是破格，我刚刚达到分数线，介于可录取和不可录取之间。我是踩着最低分数线走进来的，主要还是数学太差，数学本来是100分的试卷，到了1983年，突然变成了120分了，这意味着我又少了20分，你说多气人。刚刚进校，我惹事，被老师抓住了，老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毕飞宇。老师说，“哈，我记得你，本来不要你的，看你语文分很高，我们反复研究了你的作文，这才要了你”。这个女教师叫梅尚筠，她是我一生的恩人。实际上，现在的高考录取比我们那个时候科学多了，现在有自主招生，可以面试。在我看来，面试是最好的补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笔试的遗憾。
记者：有作家提出当下的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并不是培养文学人才的地方，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写作实践的课程比较薄弱，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毕飞宇：作家的成长比较复杂，它带有整合性，你很难说作家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在作家和中文系之间搞简单逻辑和粗暴逻辑。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可是，医学也不培养作家，鲁迅和郭沫若都成了作家。有一句话我想这样说，如果你喜欢写作，读中文系一定比读数学系好，这句话大概没有问题。许多作家进入高校，名义上是教师，其实还是作家，我们的工作主体依然是写小说，我们不会去做研究的，格非除外。你以为做研究那么容易？我们做不来的。
记者：你在讲课时提出，阅读小说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是怎么想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你的作品也在被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拿去做论文，在看这些研究自己小说的论文时您的感觉是什么？
毕飞宇：我也知道研究我的论文比较多，但我真正读过的并不多。我最喜爱的感觉是意外，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想，但是，在论文里，他言之成理，这反过来又启发了我。我喜欢这样的感觉。阅读的第一个境界是理解，第二个境界是发现。
小说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
记者：你的《小说课》在网络上发表后大受欢迎，你也提出分析小说不能用语言学，应该用哲学，这是否是作家讲课比较精彩的原因之一？
毕飞宇：学者或批评家的工作主要是论证，如果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就需要用很大的篇幅去论证它，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论证都是不好看的，它对阅读有更高的要求。小说家就不一样了，直截了当，他可以少论证，甚至不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一些。举一个例子，关于余华的描写，莫言说：“如果你让余华去描写一棵树，他会给你一棵树的倒影。”这句话很精彩，几乎成了余华的标签，可是，如果你要让一个学者去阐述同样的意思，也许需要好几万字。还有一点，读者的要求不一样，读者在作家这里渴望的是结论，而在批评家那里则是论证的进程。
记者：你在讲课中时常会这样分析：如果是我去写这段的话我会怎么写，您认为作家在分析文本时的优势有哪些？
毕飞宇：小说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诱导读者去设身处地、再身临其境，这是小说的基本功能。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有另一种身临其境，那就是问问自己，换了我会怎么写？许多小说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没有按照“我的”的思路去写？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就是在这样的问题里成长起来的，在课堂上，把多重不同的可能性一起呈现出来有很有好处，同学们可以比较。事实是，如果一个人学会了选择更好的表达，那就说明了一件事，他的审美能力提高了。
记者：你在解读他人的小说时反复提到一个词“把玩”，认为小说可以严肃，也可以当成一个玩具、一个手把件，重点在于一遍又一遍地摩挲。这种“把玩”的心态对于分析文学作品有哪些好处？
毕飞宇：无论是写还是读，我都有玩性，有玩心。我把这种“玩”当做挚爱。你同意我也好，批评我也好，我都会实话实说。有一点你必须承认，人是有功利心的，但是，在审美面前，我们并不功利。写作我不敢说，我在阅读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功利的，我的心很清澈，鱼翔浅底。话又要说回来，阅读的时候你的功利心又有什么用呢？你能治好林黛玉的肺结核，还是能把薛宝钗给娶回家？小说是虚构，它应对的是徒劳。从本质上说，文学是苍凉的，这是生命的本色。文学无用，它只是大安慰、大无奈。当然，文学一定有它肃穆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北京晚报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