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张怡微，1987年出生，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中文系文学写作专业硕士毕业，现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班。曾获全国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38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第二届“两岸交流纪实文学奖”佳作奖、第十五届台北文学奖散文首奖。作品有散文集《怅然年华》，小说集《青春禁忌游戏》《梦醒》《时光，请等一等》等。
自述>>>
当不了大光明的人，我愿当一盏小灯
我13岁时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而后有三四年时间，我一直投稿不中，依稀记得参加过几个全国文学比赛，拿过一些优异奖。
真正的命运转折发生在高二，我拿了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在《萌芽》上发表小说。
当时书读得也不太好，赶上叛逆期，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都针对我，有许多不开心的情绪要发泄。用数理化课的时间，写了一组电影影评与小说，在《萌芽》周佩红老师的栏目中发表了一些影评。许多读者说看我的文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其中的一些人陪我十多年，看着我长大，但每次听他们说“从年轻时就读我的影评”，还是很愕然。
我在复旦大学本科读的是哲学，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写小说，专业倒学得像一场大梦。大三时，我参加《上海文学》杂志举办的中篇小说大赛，获新人奖，开始在《上海文学》发表作品。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努力尝试从青春文学走向更大的生活场域中去。彼时我出了两本小说、一本散文，经《上海文学》的张重光、姚育民老师推荐加入了上海作协，顶着“最年轻入会”的帽子一直到现在。
我硕士阶段的专业是复旦中文系的“文学写作”，研究方向是小说研究与实践，算是终于将爱好当做了正职。仔细想起来我虽不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但大考试都有极佳考运。中考、高考、考研都惊吓过度，却平安抵达。复旦这个写作专业很神秘，甫跃辉学长是第一届，夏茗悠学妹是最后一届，而我可能是唯一一位非保送、参加统考考上的外系学生。如今这个专业已合并至戏剧系MFA创意写作。王宏图、王安忆、陈思和教授都曾是我的老师，那三年我进步很快。硕士阶段我去了台湾两次，都是以交换生身份。
为了养活自己，这两三年我接了很多专栏、评论，常常忘记自己还是个说故事的人，这让我很警惕。总的来说，我基本能经营好还算满意的生活。心里越来越平静，有时静得连根针落下的声音都听得到。尤其是到了博士阶段，我住在台北木栅的山上，有时一个礼拜都不闻市声。再回看上海，书写上海，倒是有了不一样的滋味。
今年发生的两件事都令我的追忆重新变得绵长。一是赵长天老师的离开，让我想到18岁时上海凛冽的冬天。二是我在台湾印刻杂志上发了一个小中篇。虽然不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印成繁体字，但我也深知其中的偶然与不易。
我又一次站在书店门口问杂志什么时候会来时，才发现我还是那个战战兢兢、新村里的上海丫头。嘴巴不饶人，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但心里胆怯得要命。就连写小说那么好的事，都始终带着偷着乐的小光明。我大概永远当不了大光明的人，我愿自己就当一盏小灯，在千里之外，在方寸之间。
(张怡微/文，有删节)
对话>>>
让创作力跟上鉴赏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新概念”的影响力在你那一届比首届(1998年)削弱很多？
张怡微(以下简称张)：任何一个比赛做下去都会这样。当年影响力大，是因为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当时大家还看纸质杂志，现在媒体环境不同了。而且，当时针对青年人的比赛很少。还有，最早的时候“新概念”跟大学挂钩，可以保送，但从第三届起就没有了。到我这个时候，只跟自主招生挂钩。在考试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特长，有的学校很看重它，有很好的照顾政策，但有的学校不在意，那就另当别论了。
记：出书后你拿到了多少稿费？
张：几千块钱吧，一半还是去年才拿到的。那时我们都被骗过很多钱，都是学生，也不懂，也没精力讨。我去年跟了一次讨稿费的风潮，才拿到3000块钱。
记：那个时候你也是以写青春小说为主？
张：当时大家炒作概念，炒青年作家，只要年轻，怎么写都是好的。出了太多的青春文学，什么疼痛青春、残酷青春……多到都被淹没了，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之前写了很多不好的东西，那时注重的是情感的共鸣。当时经历少，看书也少，你被一种速成的东西激发负面情绪。其实这种情绪都是被启发出来的，你现在知道从迷惘的程度上来讲，大学毕业时跟青春期绝对是两样的，至少那时还有一个目标。
记：情绪抒发是青春期写作的特点。
张：对。大部分人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一些感觉，有想要分享的欲望，但这其实不足以支撑持续性写作。情绪的抒发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写自己的童年跟少年，可不知道写到哪里结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就是没有结构。在写作一开始就知道哪里开始、哪里结束，这叫结构。你看《百年孤独》绝对不可能是写到哪里算哪里的，它有使命在里面。
记：好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比如说你在研究的中国古典小说。
张：对，《西游记》也是有使命的，它不是为了打怪兽而打怪兽。孙悟空在花果山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想要出来？因为他考虑到了死亡的问题。他怕死，开始想怎么能够不死。这里其实非常深刻，这是一个克服虚无的过程。
记：现在你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张：创作力跟不上鉴赏力。比如说你看书已经形成一种品味了，可自己下笔后，却是你最不欣赏的那种人，很痛苦对不对？要把这两者的差距缩小，就是我现在做的事。
故事>>>
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张怡微选择了去台湾政治大学攻读文学博士，之前她获得了2013年台北文学奖散文组首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给一个正在台湾地区读博的祖国大陆学生。
采访她的时候恰值清明假期，她从台北返沪。见面当天，她早上刚参加了《萌芽》杂志前任主编赵长天先生的葬礼，下午又去听了复旦中文系举办的台湾学者讲座，一切事毕，匆匆赶来。开始聊的时候她一边看着iPad，一边回答我的问题，语速很快，有一句没一句的，却很实在。
作为2003年第六届“新概念”的一等奖，她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如从前。即便没赶上成名的潮热，她也踩上了青春文学出书热的尾巴。张怡微坦言，当时是前几届的出书，再搭着自己的一本书，就这样，终于也是捧出作品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2006年，她出了散文集《怅然年华》、短篇小说集《青春禁忌游戏》，而后作品接连问世，如《梦·醒》《下一站，西单》《时光，请等一等》等中长篇小说，并于201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你所不知道的夜晚》，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新人奖提名。有评论说，出生于1987年的张怡微，作品中却有少年老成的范儿。相较其他同龄作家，张怡微接触社会的程度更深，说到作家与人相处的问题，她说，“人家已经很怕你乱写些什么了，如果你这人再不好相处，那就很惨了。”
生于上海，贴着地面长大
张怡微出生在上海的工人新村。她没有受过这座繁华都市的精英式教育，在新村的菜场小学上学。她记得直到五年级，学校才调来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讲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李商隐，觉得非常奇怪。在小说中，她写过一个亲身经历的片段：有一次写错“荷花”两字，被一位老师罚站在门口，老师训斥道，“你以后怎么建设国家？！”后来知道，原来这个老师名叫荷花。
因为成长背景的缘故，张怡微没有人们印象中上海女孩的娇弱敏感，她是贴着地面长大的。因为父母离异的关系，张怡微很早就开始独自承担自己的生活所需。她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方向。在学校的这七年间，她前后去过二十余家单位实习，对报刊杂志、传媒影视、房地产业均有涉猎。为了应付经济压力，她也曾经同时兼职数份工作。
虽然在上海长大，张怡微对都市生活却并不认同，很少泡咖啡馆，也不去酒吧。“我很穷，一直保持着一个苦劳的状态。但是我本质上不是一个迷惘的人，我不赞同这种价值，也不去写它。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很拼。”
本科毕业，她和大家一样努力地找工作，不巧的是恰好遇到金融危机，就业十分困难。张怡微回忆说当时找工作，人家都会追出来把简历还给她，说“我们不要哲学系的人”。经过了这些年的奋斗打拼，如今在台湾专心读书的张怡微明确了自己生活的方向，“如果可以，我就一直写作了吧。”近期，她固定为《上海壹周》、《鲤》等刊物撰稿，用她的话说，是在用散文和专栏来养活小说。
和谐底下都有艰辛的东西
怡微喜欢类似“三言二拍”这样的世情小说。“我喜欢那种复杂的、不知滋味的东西。日本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东西，比如《东京物语》。”她喜欢观察日常生活中微妙的不和谐瞬间，“你知道，婚礼并不都是喜庆的，葬礼也会有笑点。”谈到这个话题，她随手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场景，“比如说一个女孩出嫁，她父母离异，之前父亲从来没有养过她，但是婚礼那天父亲得牵着手把她交给新郎，这时候不明就里的司仪却在台上喜庆、动情地讲这个父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生活中这种瞬间是很多的，这里面有老百姓很多小小的哀愁。我本身就是格局很小的，我喜欢这个东西。”
对家长里短中小人物情绪、情感的敏感与张怡微本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早年父母离异，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的除夕夜，她都要一个人从爸爸家走到妈妈家，“这一段路是没有人陪我走的，很漫长。现在年纪大了，无所谓了。有时候想想，如果大家闹起来一拍两散，反而只有轻松。”
“所有你看起来的和谐和团圆，底下都有非常非常辛苦、艰辛的东西。”在短篇小说集《时光，请你等一等》中，每个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灰色的生活基调，却不悲伤，在每一篇的结尾主人公都会露出无所谓的样子让生活继续下去。这种情绪的过渡和对抗，正是她所关注的家长里短中体现的顽强生命力。
不自我，不玄幻，直面现实
在新作《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张怡微关注的是父、祖辈自1949年以后随着工人新村的建成在上海扎根的故事。为此，她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咨询。针对这本书，书评人李伟长写道，“当你发现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痴迷于书写她父辈们的故事，而不再是多数80后作家拿手的私人小生活时，相信你会像我一样，不由得表示赞叹，毕竟80 后作家多写自己被人诟病已久。”
在二十几岁的年纪里，张怡微很少写爱情，她说自己的爱情资源很少，写不过别人。从“新概念”中脱颖而出，她不执迷于自我的私人化写作，也不喜欢玄幻和虚构，而是选择站在地上，让一支笔像鸡毛掸子一样擦拭生活的尘土。这种少年老成，也是生活赋予她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