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明一下，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没有半点虚构。如果没有这次“我与《读者》征文的故事”活动的鼓励，也许这个珍藏在我心中几十年的故事，一时半载还不会甚至还不敢解密。
我这里说的高原，是指藏北高原。从格尔木沿着青藏线到拉萨，上千里的路途除了雪山还是雪山，除了荒漠还是荒漠，甚至找不到参照物；鲜有稀疏不过寸的小草，满目苍凉得没有鲜花，甚至见不到一棵树木；惟独蓝天蓝得蓝色透彻，雪山雪得雪白清纯，偶遇飘来云朵才觉得万里羌塘是有生命律动的。
我这里说的云朵，是指一本杂志。人们知道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藏北高原，高寒缺氧，所有生命的日子都是苦难的，那里人的头发是枯燥的，没有内地人头发的那种光泽；那里人的指甲是平瘪的，颜色是紫青的，没有内地人指甲的那种饱满和红润，还有那黑青赤红、粗犷且显得苍老的脸膛，明眼人一看，这是高原紫外线的伤害，留下的永恒的纪念。好在那里高海拨，使得人们离天最近，那些低矮随风飘来的云朵，感觉伸手就可以把天抓。
庆幸这本杂志，成为我三年援藏的枕边之书……出差到无人区的身边唯一忠实伴侣……尤为悲痛的是，为了能择取天上这朵书云，我的司机还为它献岀了宝贵生命……可能是老天苦怜或是开恩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本杂志还转发了我写的一篇近万字的布达拉宫报告文学，使得我成了那个时候的“网红”。我凭着西藏高原相关的文艺作品，竟然叩开了中国作协大门。更令我惊叹不已的是，我国大学语文还把我的这篇文章编入课本，让我这十多年一直成为大学的“坐上客”。
后来，著名作家莫言、王蒙、麦家，鼓励我书写援藏干部这一当下中国特殊阶层，写作出版了致青藏三部曲。莫言、王蒙专门为我的书题词，麦家为我的书作序……可见，这本杂志是我在高原上遇到的一朵祥云，在我援藏三年最苦难最焦涩的日子，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福音和快乐。
说到这里，人们不免欲问一本杂志怎么会成为高原上一朵祥云呢？这事还得听我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当时我在东部沿海一家省级机关工作，能到高原上去，主要是受全国掀起的学习孔繁森活动的影响，我被单位选派参加了全国首批援藏大行动，任藏北那曲地区计经委副主任。
那时雪域高原交通十分闭塞，藏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牧民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内地一般人通常又无法抵达那里，只听到外国有人说起，“人到海拨四千五百米以上将无法生存”，这是英国人写的《人在高原》一书所谓权威的断言。而藏北那曲地区地处世界屋脊的“屋脊”之上，有地球第三极之称，平均海拔均在四千五百米以上，无疑归属排列在生命禁区中。
到藏北高原之前，我们第一站是集中到拉萨休整，许多人这时都有或重或轻的高原反应。考虑拉萨毕竟比那曲海拨低一千米左右，从适应高原角度无疑有利于援藏干部体能恢复。当地组织部门为了确保我们援藏干部上得去，允许我们在拉萨休整五天。时间催人，倒逼我们强打起精神，愈是高原反应吃不好，愈要强硬咽㖔；愈是高原反应睡不好，愈要闭目养神。
这时的活着，已成了我们一个最低需求。西藏自治区组织部门的领导，时不时来看望我们。最令人难忘的是，自治区送给我们的见面礼，竟是当时发行量较大的一本薄薄的杂志，一本厚重的高原保健书籍。对于高原上送保健书籍或许人们还能理解，对于送一本杂志总觉得令人不可思议。
后来才知道在藏北这一生命禁区里读点小文章勉强还可以，怕的是读大文章，那的确是件玩命的事。被人们称为“文坛大侠”的女作家龚巧明，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她决定要到生命禁区去进行创作，一九八五年九月，她开始了冒险的实践，可她在高原采访写作了没几天，便倒下了，遗憾万分地离开了世界。青年诗人罗启潮，凭着年轻的优势也来到高原向“生命禁区”挑战，可惜寥寥无几的作品便成了他生命的绝笔……所次，闲时读点像这本杂志上面的一些小文章，既轻松又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说归说，没有身临其境，我们还是难以理解高原上这份特殊的见面礼。五天之后，我们接时启程向着更高海拔的那曲进军。整个那曲的地方刚好有四个浙江省这么大，从拉萨到那曲镇是三百二十八公里，路上接我们的中巴车总是跑不快，据说汽车也怕缺氧，吼着气的发动机，马力总是上不来，显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学习读书，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那曲镇，作为那曲地区的所在地，地方与内地的一个乡村集镇差不多大。由于海拔高，它也成了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镇。这里不能长树，没有花草，光秃秃的山，空荡荡的地，显得十分荒凉。到那曲的第三天，我不等身体恢复，即到岗上班。办公室设在二楼上，第一天上班，从底层到一楼，我足足爬了半个多小时，几乎是每上一个台阶，都要等喘气平缓后再爬。
作为一个地区所在地的那曲镇上，这里除掉纸矮的藏民平顶碉房外，街上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公园，没有图书馆，没有电影院，偶见商店也没有几样东西。基础设施落后得人们不可思议，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好一定的单位晚上柴油发电像鬼火忽明怱暗。在那里每收到一封信，接到一个电话，有可能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整个镇上，长途直拨电话仅有两条线，一根是行署专员专线，一根是面向社会线路，白天谁都别想拔出长途，晚上后半夜跑到办公室，那“哒哒哒”脉冲拔号盘，即便两三个小时的煎熬，碰运气才有可能通上电话。而一封家信，在高原要走多少天，始终是一个末知数。报纸新闻通常次月才有机会可能读到。而这个时候，我手中的得到的这本杂志，一定是我们工余时间相互传阅的最佳食粮。
人们可能不知道，我在內地的业余爱好是经济研究，援藏前已经出版过几本专著。问题是现在到了一个信息闭塞的藏北高原，这一喜好变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一天，我不知是多少次翻开那本杂志时，发觉那上面的一些文章，几乎篇篇都已熟记在心。这时杂志上的内容好像已经无法吸引我，反倒是一篇篇文章的写作套路令我动容。这时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闪念：可否模仿杂志上的这些文章，把雪域高原上风土人情的故事，向世人讲述出来……
为此，我对这本杂志好奇起来，还跑到那曲镇上寻找新出版的刊物。当地人不好意思告诉我，这个镇上压根就没有卖个杂志，即便新华书店也是成年旧书，甚至是“文革”出版的红宝书。终于有一天，我得知单位要派人到格尔本办事，我马上支派我的司机到那里去，一边让他内地走一走，开阔开阔眼界；一边让他顺便帮我买几本新出版的杂志。
一周之后噩耗传来，我的司机在回那曲途中，在翻过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时，因车祸当场死亡。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一个大信封皮上写有我的名字，里面装有几本最新出版的杂志。当我接过信封，发觉鲜血早已将信封及杂志染红，突然我眼泪夺眶而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放声大哭起来……
不错，当地人常说，“人在高原走，命在天上游”。因为高寒缺氧对高速运行的车辆、对全神贯注的司机都是一个极大考验，但我的司机这次遭遇不测，我一直以为是我引发的“罪过”。后来，我跪在司机天藏的台前，将一页页鲜血染红的杂志撕下来，一页页用火点燃还给了司机……从此我痛定之痛，只字不提这本杂志。
司机之死，又倒逼我将业余时间，全部花在书写西藏高原文章上，我想实实在在为高原做点事，想以此洗涮我的过错，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我觉得三年援藏总是有期的，如果能把一个未知的雪域高原尽快告诉世人，这无偿不是对援藏工作一个延续；一方面我又发现西藏高原过于苦难，在这里别说做人，即便做一个牲畜也是苦难的……我想我应该为他们写点或留点文字，亦是弥补空白，也是对这里成千上万献身高原的英灵慰籍。
遗憾没有电的藏北，电脑成了一种摆设。我马上寻找写作稿纸，可惜我工作的单位里没有这样的纸，到其它单位去找，一般单位也都从未印制过稿纸。我想通过商店买，这才吃惊地发现，整个那曲镇的大大小小的数十家商店，从未卖过方格稿纸。我这才后悔，到高原写作，带空白稿纸比带读者杂志更重要。
用墨水写字时，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我想喝也没这么快。结果向人打听，是因那曲气候极干燥，墨水瓶打开后，如不及时拧紧盖子，墨水中的水分很快就挥发掉。而到冬天写作时，又很滑稽，墨水与瓶子永远是冰在一起。自来水钢笔在这里，自然也是难派上用场，一管墨水打满，写不了几个字，笔尖上的墨就结上一层硬壳，有时为了提高写字速度，我干脆把钢笔作醮笔用。
我喜欢晚上写作，人称“夜猫子”。但那曲镇没用上电，只得靠单位发电机供电，由于自发电不稳定，常常烦得你写不下去。而发电机一到半夜，又要停止发电，这时我只能靠蜡烛照明。缺氧条件下点一支蜡烛，根本就发不出光，我常常点起三支蜡烛，因缺氧蜡烛燃不完全，那烟雾总把屋子熏得乌烟瘴气，呛得你透不过气。所以在那曲，我气管一直发炎，每天咳嗽难熬。
在高原写作，我总感到脑袋特别笨拙，特别迟钝，很难产生灵感，记忆很差，许多常用字也会记不起来。缺氧引起头痛，也成了我高原的常见病。高原上的头痛与内地不同，头痛似如刀劈开，吃四五颗止痛片，也难奏效。每次头痛时，又常常逼我不敢随意睡觉，以减少“长眠不醒”的危险。长时间熬夜写作，手脚关节痛和腰痛也让人难受，尤其是握笔写字的右手，常常会握不住笔，肘关节伸不直，并隐隐胀痛。两眼眼压升高，眼珠像兔子眼一样通红通红的，眼珠常常感到欲从眼眶中蹦出来……
在藏北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如果猛地到了那里他也会寸步难行。那里年平均温度在零下，有色金属在那里，金属内部的分子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摆上两具尸骨，也不难分辩出哪具是内地人，哪具是藏北人，内地人的尸骨呈灰白色，藏北工作到一定年头的内地人，骨头会变为黄褐色，有人说这是长期缺氧使人骨质变化的缘故……所以，当地有人说，“活在藏北，本身就是一种奉献。”
每每这个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翻开那本每页都已破损卷角的杂志时，这才感到这不是一本薄薄的杂志，它每一页、毎一个字都凝结着雪域高原人的一个期盼一个梦想一个故事……是的，雪域高原上的写作，就是这样充满艰辛、苦涩、遗憾。当时以经济为主基调的北京《科技潮》杂志，不惜工本为我开了西藏文化专栏。对我写作的西藏高原文章，连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都给予了赞叹。
其中，发在专栏上面一篇近万字《说不尽的布达拉宫》的报告文学，很快还被我手中这本杂志全文转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当然由于司机车祸一事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灵，这时我对本杂志仍是敬而远之。直到有一天，有关教育部门人通知我：转载在那本杂志上的《说不尽的布达拉宫》文章，已被我国教育部门的专家相中，正式编入到高等学校语文课本中……当人们告诉我这些时，我总以为这是在做梦，当时我就仰望着天空，正好有一朵白云飘来，我突然傻傻问自己：难道这真的是髙原的怜惜与施舍，给我的一朵书做的云？
后来我有机会，与著名作家莫言、麦家在西湖边相遇，由于我们三人都有当兵的历史，很快又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麦家说他在我援藏时，正好也在藏北高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莫言说我们到西藏只是过客，没有像你这样的经历，你应该把这个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这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莫言、麦家的话仿佛是一股暖流，一下苏醒了我那颗被高寒缺氧麻木了的心。
紧接着，我又快马加鞭，写作完成了我毕生第一部援藏干部长篇三部曲：《致青藏1——我的藏区生活》《致青藏2——生命在无人区》《致青藏3——一家人的朝圣》。之前，中国作家杂志、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等刊物，抢先在出书之前全文予以发表，这又一次引来了社会轰动与好评如潮。也许闯过生命禁区的书写，面对这一无意中创造的“奇迹”，使我愈加明白，人类在向艰难险阻的环境挑战时，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战胜了外部环境，倒不如说是战胜自我。
故事说到这里人们可能等不及了，这本薄薄的刊物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它为什么会如此这样充满魅力和诱惑？或许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时候——那我就向大家揭开这一谜底，这本杂志它的名字：叫《读者》。叩心而说，的确是读者这本杂志成全了我，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只是让自已二十多年来，一直玄而不下的心尽快放下，而不是为什么刊物来站台的。
老实说，我那篇《说不尽的布达拉宫》一文，可能是迄今为止读者杂志转载最长的一篇文章。但它发在那一期上，我早已忘却。写这文时，为了不出差错，我又用百度上网检索了一番，发现读者精品汇编的《月光下的喇叭手》一书中的第六篇，就是我写的那篇《说不尽的布达拉宫》之文。在这里，我之所以还要说这件事，表明我真的忘记了该刊物。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本是智慧的磨刀石。我对这话理解的重点不是书本，而是磨练。这就是说，磨不好一把刀时，千万别去责怪磨刀石，而是要反思或追问自己，有没有用心去磨练自己。相信只有这样，髙原上的你，才会寻找到关乎自己的那朵云，那朵像哈达一样洁白纯真的祥云。
文｜张国云 工商博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走进西藏》《穿透灵魂》《叩天问路》《云边书话》《水流云在》《一条大河里的中国》《致青藏1——我的藏区生活》《致青藏2——生命在无人区》《致青藏3——一家人的朝圣》等作品。
曾获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诗刊奖，三次浙江文学奖，获中国时代艺术文学贡献奖，被誉为全球高海拔4500米以上“生命禁区”——写书第一人。